導語：張愛玲是中國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說體現了女性的細膩與古典的美感，卻也彌漫著濃重的悲涼氛圍。《傾城之戀》是其成名作，小說看似圓滿的結局，實則蘊含了更深刻的不圓滿。

　　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備受矚目的女作家，她在童年就親歷封建舊家庭的衰敗，青年時期又在香港體驗到戰爭的恐怖，1943年在上海開始發表作品，比如中短篇小說《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結集為《傳奇》)，散文集《流言》，長篇小說《十八春》等。張愛玲的小說擁有古典美與細膩感，卻彌漫著一種夢魘般悲涼的氛圍，雖然其中也有人生的熱鬧繁華，但最終都難逃一個蒼涼破敗的結局，而《傾城之戀》可說是一個例外。《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成名作，也是《傳奇》中最具有“傳奇”色彩并且唯一以大團圓收場的小說。故事講的仍然是張愛玲擅長的男女情愛：白流蘇和范柳原，一個破落世家的離婚女兒和一個飽經世故的老留學生，兩個來自不同文明和世界，有著不同身世和欲求的原本毫無關系的人被命運連在了一起，靠一場傾城戰火結成了婚姻，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里做了“一對平凡的夫妻”。這在張愛玲充滿殘缺的故事中是少有的圓滿結局。然而看似各得其所皆大歡喜的圓滿里卻蘊含了更深刻的不圓滿，體現的其實是現代人灰色人生的蒼涼和悲哀。

　　一、悲劇意識

　　張愛玲小說中的悲劇意識，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對女性生存處境的悲哀的一種感知與體認。《傾城之戀》可以看作是女性在生存困境下的一曲蒼涼之歌。對于流蘇，很多人把她視作情場的賭徒，以婚姻為職業，借“謀愛”來“謀生”的惡俗女人;也有人認為她是封建專制和男權社會的雙重受害者，是值得同情和悲憫的弱者形象。而張愛玲本人則在《寫〈傾城之戀〉的老實話》中稱贊流蘇“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人，有決斷，有口才”。那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流蘇以及她的“傾城之戀”呢?

　　流蘇出身于舊社會家庭，是個接受了封建傳統文化熏染的女性。范柳原就認為她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而他之所以對流蘇一見鐘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流蘇身上所具有的完美的古中國情調。但流蘇卻并非完全是舊式的，她雖然接受了封建包辦婚姻，但當性情暴躁的丈夫對她百般虐待時，流蘇沒有像大多數舊式女人那樣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而是憤然離婚。盡管在這過程中夾雜著太多痛苦和無奈，卻表明流蘇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恪守“三從四德”、凡事逆來順受的懦弱女子了，她已經懂得自己的人格和權利可以用法律來保護，但她仍要面臨“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魯迅曾指出走出家門的娜拉們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流蘇不甘墮落，就只能回來。可是在娘家人眼中流蘇是嫁出去的女兒，已是外面的人了。隨著家道敗落、生計艱難，兄嫂就開始想方設法趕走流蘇。此時冷語無情的母親和冷眼無義的兄嫂讓流蘇感到這個即將沒落的貴族之家已不再是她最后的庇護所，尤其是被金錢勢力徹底摧毀家庭親情之后。流蘇不愿被動地接受殘酷命運，她要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家族，她要為自己尋找一條生路，但她又有什么資本找到這條生路呢?正如流蘇自己所說，她是個“頂無用的人”，而在失去舊家庭給予她的身份、尊嚴等保護傘之后，她剩下的只有“還不老”的自己，除此一無所有，一無所長。流蘇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自己殘存的韶華再結一門親，所以當范柳原出現時，對于這個理想結婚人選，流蘇開始并沒有為他的風儀與魅力而動心，她涌動的最強烈的愿望就是結婚，以此獲得經濟的保證。她清楚“沒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長期地抓住一個男人，是一種艱難的、痛苦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千方百計要成為一個“名正言順的妻”。在流蘇眼中，婚姻就是獲取必要的物質倚靠來保障生存的一種方式和手段。

　　同張愛玲筆下的其他女性相比，流蘇算是勇敢的人，她敢于離婚，尋求新的生活，然而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對于男性根深蒂固的依賴，那種生生世世為男性附庸的意識，卻又深深束縛著流蘇的靈魂，所以她出走的身影被定格為一個“瀟灑蒼涼的手勢”，出走的結果無非是從一個男人走向另一個男人，從一個家庭進入另一個家庭。流蘇在第二次尋求婚姻的過程中，用盡了所有解數，卻也受盡了種種委屈，但終無法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名分。面對生存的壓力，她做了范柳原的情婦，可說是退而求其次，若不是香港的戰火成全了她，等待流蘇的恐怕也只有墮落一途。雖然她意外地得到了令人羨慕的圓滿結局而非墮落，但這一如意結局并未消解她“求嫁”過程中的悲劇意義，所以婚后的流蘇對于新生的自信與喜悅絲毫沒有體會，相反卻充滿了蒼涼和悵惘，等待她的仍是一個未知數，她仍需要為婚姻奔忙。張愛玲的這種悲劇意識，體現的正是她關注現實社會中人的心理反應，以及對人的行為進行考察的創作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