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張愛玲的散文《更衣記》大家看過?下面是小編整理了這篇散文的解讀，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幾乎少有女人不愛服裝，也幾乎少有女人能像張愛玲那樣舉重若輕地描繪服裝。一篇五千余字的《更衣記》，有一個女人對服裝難以言喻的迷戀之情，更有一般女人難有的對服裝千變萬化的智慧之思。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吧”，作者以此起筆，是頗具匠心的，實際上沒有比一年一度曬衣裳的場景更能展示一個普通女人與服裝的關系了。那本是一件煩瑣的家務，卻又偏偏讓女人們樂此不疲：“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墻”，“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置身于繽紛衣袂中的女人對于服裝的莫名之心，被作者微妙地道出，非女人不能體味。衣裳在太陽的暴曬后，時光的推移中，“然而現在已經冷了”——那個悠閑、平靜、繡金的世界隨著落日永遠地逝去了。

　　接著第二段承首句的“如果當初”而來，生發出張氏特有的妙語：“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把“回憶”聯系起來的是殘存在衣裳中的樟腦香。衣裳的回憶、服裝的歷史將在這香甜而悵惘的氣味中徐徐展開。

　　于是，一部“更衣記”——服裝的更新換代的歷史，在作者津津樂道于衣領的忽高忽低、衣袖的時長時短中悄然演進。

　　一

　　“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么時裝可言!”張愛玲開宗明義，概括了第三至十一自然段的內容和主旨。作者從滿清開國寫起，那時，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明代遺風。17世紀中葉直至19世紀末，女子的服裝是寬大的衫褲，加“大襖”、“中襖”、“小襖”，再加“云肩背心”的層層壓迫?！跋骷纭⒓氀?、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边@哪里是人在穿衣，而是衣在裝人，只見衣衫不見人，人的主體性全然喪失。人雖然無足輕重，但穿什么卻至關重要，因為它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象征。不同時節、不同場合、不同地位的女人，穿紅著綠都是有嚴格的限制的。逢年過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于是想起臺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金鯉魚的百褶裙》，它通過描寫一個民國時代的女人穿衣夢想的破滅，揭示了舊中國婦女令人心碎的遭遇及人生。身為丫頭而收房成為姨太太的金鯉魚，一輩子隱忍茍活，她的最大心愿是能在出席自己兒子的婚禮時，穿上一條大紅洋緞的、繡著“喜鵲登梅”的百褶裙。但身為小妾的她是沒有這種資格和名分的，那精心準備的絢麗百褶裙，帶著她的期望和夢想被永遠地壓在了箱底。在這里，百褶裙既是一個女人內心思想的表述，凄慘一生的寫照，同時，它還是一種政治化的權力象征，一種社會身份的標志，它表明封建等級制度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的各個角落。民國時代的風氣尚且如此，此前的滿清及其更遙遠漫長的封建時代更是可想而知。據服裝史書記載：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長、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體成員的就不一樣了?！?a href="/wenxue/yijing/">易經》說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漢以后，中國的輿服制度已是相當完備發達的了。從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嚴格的服制，從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紋圖案，都有相應規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裝，各有其制;冠笄之禮，長幼之服，各依其時?！雹匐y怪衣服的規矩和講究并不簡單，它是繁復的、瑣碎的。張氏一一道來，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裝的樣式而已，它還是女人家教、儀態的嚴格試驗。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為暴發戶，所以必須分門別類詳盡區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節該穿什么。等等。

　　“對于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張氏細數國人種種耗費在服裝上的無意義的繁縟細節，比如鞋底上繡圖案，襖子上的幾鑲幾滾之類，不由得讓人聯想起盛行于康雍乾時期的“清式家具”，那挖空心思的精雕細刻，求多、求滿、求富貴、求華麗，無所不用其極的裝飾與服裝上雕花鏤金的過分堆砌如出一轍。

　　這樣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閑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閑的國家里最清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制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張氏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精妙絕倫。

　　二

　　時代跨入了20世紀。在張愛玲筆下服裝的變遷是與時代密切相關的。隨著時代的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服裝的歷史從總體上看，的確是“點綴品的逐漸減去”的歷史。進入20世紀，鐵路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也改變了以往穿著寬大服飾的習俗——“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在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服裝是需要輕捷利落，適合劇烈活動的。比如歷史上著名的“胡服騎射”的故事，講的就是在那動蕩的戰國時期，趙國國君武靈王，為了發憤圖強，決定實行“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把長袍大褂改為胡人的短衣窄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更加方便;同時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作戰方法。通過改革趙國的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最終西退胡人，北滅中山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磥矸b的變革的確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衣服在革命期間變得越來越緊，以至于“‘小黃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雖然有些古怪可笑，但不是沒有淵源、沒有道理的。革命的時代是那樣騷動不安，服裝的變來變去也就不足為怪。一會兒是不可理喻、失去平衡的“元寶領”的產生，正象征了那個時代的無均衡性。一會兒是“‘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不能不說與民國建立初提倡盧梭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有關。來自西方的影響實在不可小覷：衣領從高到低、從有到無，領口從圓到方、從方到尖，絲襪上繡花，妓戴平光鏡……女性的著裝似乎多少有了些自由度、誘惑力和現代氣息。然而，那個時代政治風云的變幻實在迅疾不定，軍閥、政府來來去去，緊隨其后的服裝跌跌絆絆地趕，時尚走馬燈似的換，過了時便一文不值。也許不光是“一文不值”，說不準還惹人笑話，即如白居易詩《上陽白發人》所嘆：“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p>

　　時裝如此的千變萬化、追新逐時，在張愛玲看來卻是：

　　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于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上述十二至十九自然段的精彩描述和點評，豈是心心念念于華服麗裝的小女子所能想見。服裝潮流的更新換代，并不僅僅是女人們愛美好奇、喜新厭舊的結果，它與社會、朝政、文化等等息息相關。這樣的見解和智慧，這樣厚重的歷史感，卻盡在張愛玲的“輕描淡寫”之中。

　　三

　　20世紀20年代，女裝的歷史在行家里手看來應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那是旗袍流行的起點。正如《更衣記》所言：“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薄拔遄骞埠椭?，全國婦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逼鋵崱捌炫邸本褪?7世紀滿族入關之時所揮動的八旗，它與中國主流服裝一直共存著。原本“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二截穿衣’”的，“而從清朝起男子的服裝就不再是攔腰兩截了。一個大男人，跟人吵架時，會拍著胸脯說：‘我可不是穿兩截衫的’，也就是說他不是女人。”② 因此這樣的改變是驚人的。究其原因，還是與西方文化脫不了干系，女人們開始醉心于男女平權之說，要蓄意模仿男子，“恨不能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所以初創階段的旗袍與當今我們所認識的曼妙多姿，尤能勾勒女性曲線特征的旗袍相距甚遠，而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的。

　　30年代，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時代，旗袍流行則達到頂峰，同時又在不斷的改良中?！靶溟L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但新一輪的“元寶領”卻更加難堪、不可饒恕。此外，女人們還在拂地的絲絨長袍外，套上當時歐美流行的雙排扣軍式大衣。這樣奇異的配搭，也許說明女人們表面上追求激進的女權，骨子里還是很物質主義地要求著體己柔和的享受吧。上世紀40年代即張愛玲寫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變化，衣領矮了、袍身短了，鑲滾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廢除了，雖然這是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費了二十年的工夫，但總算是將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點綴一概消減了。于是“只認衣衫不認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逼炫垡灿纱顺蔀榱酥袊元毦呙褡逄厣摹皣?，至今在女裝舞臺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耙粋€時代的服飾形成某種習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參與性與表現性，同時更具有排斥性與約束性。所以服裝的流行看來是隨意的，事實上跟‘公眾的幻想’息息相關?！雹壅菑垚哿崴f：

　　我們的時裝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不比在巴黎……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因為這緣故，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張愛玲不僅把服裝的款式、品種、習俗以及與時代政治的關系搖曳生姿地道來，同時還忘不了通過服裝變遷顯示人性與民意——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

　　服裝似乎是女人的專利，《更衣記》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敘寫女裝，自是理所當然，但作者也沒忘記另一半——盡管“男裝的近代史較為平淡”。平淡的男裝無非就是西裝或中裝，一律的謹嚴而黯淡，“長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滾”。只有在民國四年至八九年這么幾年短暫的時期，男人的服裝花哨了一番——那也不過是當時天下大亂所顯現出來的怪狀之一罷了。因為對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掛齒的小事，作者以劉備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為證，可見妻子也罷，衣服也罷，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樣的沒有地位，沒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數女人選擇丈夫遠不及選擇帽子一般的聚精會神，慎重考慮。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張氏的機智幽默中暗含冷諷，這是她慣有的腔調。再如：

　　有這么一種議論，說男性如果對于衣著感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分一點，不至于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贊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若說只消將男人打扮得花紅柳綠的，天下就太平了，那當然是笑話。大紅蟒衣里面戴著繡花肚兜的官員，照樣會淆亂朝綱。

　　《更衣記》的末段結尾，尤其讓人咀嚼不盡。作者先說明男子的裝扮還是中規中矩比較順眼。然后描述了一次電車上所見到的一個年輕小伙的裝扮：既怪異又多彩還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張氏的筆力輕靈一轉：

　　乍看覺得可笑，然而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歡?……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松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

　　文章就此打住。如果說省略號之前的句子還承上而來，那么之后的一段與整篇頭頭是道的服裝有什么關系呢——盡管寫得那樣的飛揚、放恣。

　　也許我們從張愛玲的自述文章中能找到解答的線索。

　　張愛玲對服裝與美的迷戀早在童年時代就顯露出來，她曾寫道：“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④“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⑤“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⑥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極度戀慕著美的女孩，在她十幾歲的青春期卻只能穿繼母穿剩的衣服，為此她深感憎惡與羞恥，少女天性中對美的渴望被深深地壓抑著。后來，為了上大學，又只好節省衣裝費做學費，好在到香港讀書時得了兩個獎學金，于是“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此后，壓抑太久的渴望被沖破，她徹底地放縱自己，尤其在她寫作《更衣記》時正是她“一夜之間紅遍上?！钡摹帮w揚”時期，她更是率性而為，以“奇裝異服”炫人。一如余彬《張愛玲傳》所言：“成名給張愛玲帶來莫大的喜悅，若說人生安穩的時候多，飛揚的時候少，若說飛揚就是一種隨心所欲的感覺，那現在正是張愛玲飛揚的時候，服裝會向你透露她飛揚的喜悅。”⑦

　　張愛玲絢爛恣肆的寫作、驚世駭俗的裝扮不就是那飛揚的一刻、可愛的一撒手嗎?

　　②張愛玲：《中國人的生活與時裝》，見止庵、萬燕著《張愛玲畫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版，第232頁?！吨袊说纳钆c時裝》原為張愛玲的英文作品，載于1943年1月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紀》?！陡掠洝穭t是“一文二作”的純中文作品，兩者內容同中有別，文風卻大異其趣。

　?、堍輥眸P儀編《張愛玲散文全集·童言無忌》，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版，第99頁，第97頁。

　　⑥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集·私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版，第128頁。

　?、哂啾颍骸稄垚哿醾鳌?，海南出版社，1993版，第161頁。

　　附：更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