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張愛玲為什么會成為20世紀中國最為徹底的唯美主義者?童年、少年時期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相當深刻：煊赫門族漸次散去的繁華喧鬧導致了她對時間流逝的異常敏感，父母之家的分裂更導致了她觀察人生、世界的“眼光”的分裂。下面是記錄張愛玲事跡的作品《張愛玲傳》第6章《港戰中的印象》，我們一起閱讀了解吧。

　　張愛玲一心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說地來影響她的命運。1942年12月，日本人進攻香港，中斷了她埋首書本的學生生活，幾年前因為歐戰，她未能如愿去英國讀書，這一次她畢業后赴英國深造的計劃再次受挫。不過對她不久以后就將開始的寫作生涯而言，學業的中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時為止，張愛玲一直生活在一個與社會保持著相當距離的封閉環境中，她的人生經驗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對更廣闊的社會生活的了解大多來自閱讀以及其他形式的間接體驗。戰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與社會照面的機會，從戰爭爆發到她離港返滬，中間只有很短的時間，而且以她的內省與疏離的傾向，她依然扮演著被動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這段時間里的所見所聞對她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關鍵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個人性的內容，她的個人經歷與一種對社會、歷史、人性的更廣大的體驗銜接了起來。如果說在開始寫作生涯之前，張愛玲已經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經驗世界，一個穩定、成熟的人生觀，那么可以說，港戰中的經歷為之補上了最后的，也是重要的一筆。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戰是英國人的抗戰。開戰的消息在這里并沒有像在內地那樣激起高漲的民族情緒。張愛玲是個冷眼的旁觀和體驗者，像她周圍的大多數人一樣，映現在她眼中的戰爭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災難性質。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

　　英軍的一座要塞挨著港大，日軍的飛機來轟炸，她和同學們都躲到宿舍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聽著外面機關槍響著如同雨打殘荷，有說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幾天禁閉過后，港大停止了辦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學都走了，張愛玲隨了一大幫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領了證章參加守城工作。此舉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學校已關門大吉，離開學校她便無處可去，吃住都無著落。可是領了證章也不見得就得了保險，戰事期間到處都亂作一團，像她這樣的防空團員只能分到米和黃豆，沒有油，也無燃料。張愛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對付過這種日子，也許是無從措手，也許是懶得動手，她接連兩天什么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

　　她對饑餓的體驗畢竟是膚淺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體驗到了人生的安穩是何其脆弱。在災難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確定性。她回憶圍城中的感受時這樣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許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無牽無掛的空虛與絕望……”——仍然是一種不安全感，只是它現在已不僅僅是建立在純粹個人遭際的基礎上，而獲得了更廣闊的視景。同時，由于戰爭帶來的破壞與一己環境中的不和諧相比更是無從捉摸、無從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來得分外強烈。就在這樣的感受中，張愛玲升騰起自己關于個人命運的玄思：社會、歷史的運作有如天道無親，個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撥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間，根本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自覺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對一己人生的沉浮變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這樣的想法后來成為她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確里說，也可以講是她對人生的穩定把握的一部分。戰爭、社會性的運動等等非個人的人類行為在她皆表現為惘惘的威脅，無情地侵入個人的世界，不由分說地將個人裹挾而去。此后張愛玲還將通過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證這樣的認知。比如，1949年以后到她離開祖國大陸這段時間里她的所見所聞所感，就肯定再次對她證明了驚天動地的變革面前，個人世界的安穩是如何難以守護。所以她的小說盡管大多不是社會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閉世界的渾然不覺的人物的視界之外，讀者總能隱約意識到故事后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不管后來她如何深化和豐富她的認知，她的這種憂患意識首先是在港戰中獲得的，在《傾城之戀》的結尾，她借著對白流蘇命運的議論，將她在港戰中的感受直白地表達出來。

　　可以讓她對個人命運產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個具體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這是港戰期間對她觸動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國人一樣被征入伍，張愛玲還記得開戰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這位豁達幽默的教授總會帶幾分調侃拖長了腔調通知他的學生：“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開戰后的一個黃昏，佛朗士回到兵營里去，一邊走一邊思索著什么問題，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便開了槍。令她感嘆的還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槍下，決無“求仁得仁”的壯烈，而是這位有幾分玩世的教授其實對保衛殖民地并無多少熱情，他之入伍亦無多少“志愿”的成分，不過是無可無不可的隨波逐流，不欲有異于眾而已，誰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換了堅定的歷史唯物論者，或許會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犧牲之類來解釋此事，但是對于張愛玲，理論是從來沒有說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類行為的荒誕、不可理喻，也不能不從佛朗士的命運去懷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謂因果的法則。不知是出于有心還是無意，她述及此事時用了“槍殺”一詞(“我們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槍殺的消息”)，或許她覺得這個字眼猶能傳達出某種荒誕感，以及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諷刺?無論如何，此事給她印象之深是顯而易見的。她頗有幾分動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除了對胡適之，我們還很少看到她對誰有這樣的追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