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么長，文人那么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