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受困于謠言，亂世離不開謠言，盛世不在乎謠言。——余秋雨

　　余秋雨《柳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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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寓柳州，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夜半失眠，迷迷頓頓，聽風聲雨聲，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石塑背后不遠處是羅池，羅池東側有柑香亭，西側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跡，皆耳熟能詳。

　　祠為粉墻灰瓦，回廊構架。中庭植松柏，東廂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憑吊紀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辯識。由此想到，宗元離去確已很遠，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時值清晨，祠中寥無一人，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回廊間回聲，從漫漶走向清晰，又從清晰走向漫漶。

　　2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當時這里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進行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就像后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分開闊和銀亮，這里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濕蒸郁，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撬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里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里的。他的被貶，還在十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視。炎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然會經過汩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汩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汩羅遇風》)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汩羅江畔，當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綱絡中的一點，只有顫栗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有生命實體，不應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游戲，在大一統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著穩定的山水構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陽應該分手了，兩們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干。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謔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四十三歲，正當盛年。但他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于發現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么，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于汩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汩羅江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謫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四十七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何種政治規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在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業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灑灑一大篇碑文，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識文章、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一。“夫文章政事，不判兩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后理達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沒有錢，就想方設法，精打細算，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帳。亭建成后，他便常來這里思念柳宗元，所謂“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見實聞花，宛如當日”，不能不說，這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問。重重石碑發出了重重感嘆、重重疑問，柳宗元不斷地引發著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來重李唐，如何萬里競投荒?

　　池枯猶滴投荒淚，邈古難傳去國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獨耀南荒……

　　舊澤尚能傳柳郡，新亭誰為續柑香?

　　這些感嘆和疑問，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舊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續上去。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題，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當時，柳宗元變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現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他說：“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起，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大學畢業，也是個文人。

　　4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里還是那樣寧靜。游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愿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里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向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里，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并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好吧，你們就這么固執地肅立著吧。明天，或許后天，會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點點，來破讀這些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