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千年一嘆》是一篇日記的形式記錄生活，給人深刻的印象。

　　干凈的痛苦一定會沉淀，沉淀成悠閑，悠閑是痛苦的補償，痛苦是悠閑的襯墊。——余秋雨 《千年一嘆》

　　余秋雨:千年一嘆(節選1)

　　余秋雨玄奘和法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蘭堡，夜宿Marriott旅館。

　　塔克西拉有一處古跡的名稱很怪，叫國際佛學院，很像現代的宗教教育機構，其實是指喬里央(Jaulian)的講經堂遺址。由于歷史上這個講經堂等級很高，又有各國僧人薈萃，說國際佛學院倒是并不過分的。

　　它在山上，須爬坡才能抵達。一開始我并不太在意，覺得在這佛教文化的早期重心，自然會有很多講經堂的遺址。但講經堂的工作人員對我們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個上了年紀的棕臉白褂男子，用他那種不甚清楚的大舌頭英語反復地給我們說著一句話，最后終于明白，這是我們唐代的玄奘停駐過的地方!他見我們的表情將信將疑，就引著我們走過密密層層的僧人打坐臺，來到一個較大的打坐臺前，蹲下，指給我們看底座上一尊完整的雕像，說這是佛教界后人為了紀念玄奘的停駐所修，這尊雕像就是玄奘，是整個講經堂里最完美的兩尊雕像之一。

　　他不說這個打坐臺是玄奘坐過的，只說是后人的紀念性修筑，這種說法有一種令人信賴的誠實。他還說，玄奘不僅在這里停駐過，還講過經。這我是相信的，一切佛教旅行家跋涉千萬里，名為“取經”，實則是沿途尋訪和探討，一路上少不了講經活動。這一來我就長時間地賴在這個講經堂里不愿離開了。

　　講經堂分兩層，與中國式的廟宇有很大差別，全是泥磚建造，極其古樸。爬上山坡后首先進入一個擁擠的底層，四周密密地排著一個個狹小的打坐間，中間廳堂里則分布著很多打坐臺，我們只能在打坐臺之間的彎曲夾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來，坐在中間打坐臺上的僧人，在級別上應該高一點，他們已經可以把個人小間里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廣眾中來了。中間打坐臺也有大小，玄奘的紀念座屬于最大的一種。這一層的壁上還有很多破殘的佛像，全都屬于犍陀羅系列，破殘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后來其他宗教興盛時的破壞，但主要是年代久遠，自然風化。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堅實的石料雕成，這與希臘、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種材質上的遺憾。這是沒有辦法的，一種從兩河流域就開始的遺憾。第二層才是真正講經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間間打坐聽經的小間，中間有一個寬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聽講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擁有四周小間的，都應該是高僧大德，這與底層正好相反。

　　天井的一角有一間露頂房舍，現在標寫著“浴室”，當然誰也不會在莊嚴的講堂中央洗澡，那應該是講經者和聽講者用清水滌手的地方。與講經堂一墻之隔，是飯廳和廚房，僧人們席地而坐，就著一個個方石墩用餐，石墩還留下四個。飯廳緊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現在已經干涸的河流，隔河有幾座坡勢平緩的山，據說當時來聽講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對面山坡上搭起一個個僧寮休息。

　　我們的玄奘，則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樓的打坐臺上，待到有講經活動，也能擁有樓上的一小間，偶爾則在眾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講經者身份走到臺前。

　　玄奘抵達犍陀羅大約是公元六三○年或稍遲，他是穿越什么樣的艱難才到達這里的，我們在《大唐西域記》里已經讀到過。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經歷且不必說，從大戈壁到達犍陀羅，至少還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再翻越帕米爾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這些山脈即便在今天裝備精良的登山運動員看來也是難于逾越的世界級天險，居然都讓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腳下。

　　當他看到這么多犍陀羅佛像的時候立即明白，已經到了“北天竺”，愉悅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帶來的禮物如金銀、綾絹分贈給這兒的寺廟，住了一陣，然后開始向印度的中部、東部、南部和西部進發。這里是他長長喘了一口氣的休整處，這里是他進入佛國圣地的第一站。

　　因此，我在講經堂的上上下下反復行走的時候，滿腦滿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著他當年的腳步和目光，很快就斷定，他一定首先想到了法顯。法顯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經到達過這里，這位前代僧人的壯舉，一直是玄奘萬里西行的動力。法顯抵達犍陀羅國是公元四○二年，這從他的《佛國記》中可推算出來。

　　法顯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過帕米爾高原到達這里的。他比玄奘更讓人驚訝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爾高原時是三十歲，而法顯已經六十七歲!法顯出現在犍陀羅國時是六十八歲，而這里僅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點。考察完后，這位古稀老人還要到達今天的斯里蘭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亞北上回國，那時已經七十九歲。從八十歲開始，他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并寫作旅行記《佛國記》，直至八十六歲去世。這位把彪炳史冊的壯舉放在六十五歲之后的老人，實在是對人類的年齡障礙作了一次最徹底的挑戰，也說明一種信仰會產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羅遺址中，我真為中國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更讓我敬佩的是，他們雖然是佛教徒，但他們也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使他們養成了文字記述的優良習慣，為歷史留下了《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結果，連外國歷史學家也承認，沒有中國人的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簡直難于梳理。甚至連印度的普通歷史，也要借助這些旅行記來填補和修訂。

　　記得我和孟廣美坐在塞卡普遺址的講臺前聊天時，她曾奇怪，為什么這些融會多種文明的浮雕中沒有中華文明的信息?我說，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太高，海路又太遠，中華文明在公元前與這一帶的關系確實還沒有認真建立，但你可知道這些遺址是靠什么發現的?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法顯的《佛國記》。中國人的來到雖然晚了一點，但用準確的文字記載填補了這里的歷史、指點了這里的蘊藏、復活了這里的遺跡，這說明，中國人終究沒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