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一直以來雖然各種媒體對余秋雨褒貶不—，但我對其人其作品其學識，一直是十分欽佩的。他的《文化苦旅》以其淵博的文學和史學功底，豐厚的文化感悟力，文情并茂、抒情與議論交融的寫作風格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范例。但近一段時間，關于余秋雨“捐款門”事件披露以來，我深感此君性格太張揚，行事太缺誠信，而且往往不能自圓其說，弄得自己十分尷尬。

　　余秋雨這個人太愛鉆營了，從成名之初即因文革中那段鉆營的歷史爭議不斷，成為當今文化人圈中是非最多的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即出現了揭露余秋雨的聲音。2000年4月《文學報》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正式揭發余秋雨在文革中曾作為姚文元寫作班子“石一歌”成員是“文革余孽”的種種事實，要求余秋雨懺悔。后來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作過辯解，但因事實前后矛盾而至今存疑。

　　余秋雨這個人太愛虛榮了。以16歲年齡之差和美女馬蘭二婚，本是自己的私生活，但偏偏要在報上炫耀，并在某晚報上以《如何對付16歲的年齡差？》為題接受采訪并長篇報道，引出了關于和前妻李紅的13年婚姻史和與馬蘭那段雖浪漫但也不太光彩的戀愛史。李紅1979年和余秋雨結婚，1984年生下女兒,1992年7月和余秋雨離婚。當年余秋雨在前妻李紅的關照下，屈居在老丈母娘的幾平方米的小屋里，苦心明智地寫那本《文化苦旅》。那時候，大概除了上海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在那個年代里的精彩表演，全國人民沒有幾個人知道他余秋雨是個什么人。李紅這個當初美麗善良賢惠的女人犧牲了自己的事業，讓余秋雨在文壇上一步步出了頭角。就是這樣，余秋雨靠著女人稚嫩的肩膀，終于有了他夢寐以求的地位。當年，馬蘭在上海戲劇學院進修，恰遇男友因車禍亡故，余秋雨作為領導處理此事，因見馬蘭貌美且小他十六歲，于是隱瞞其有婦之夫的身份，向馬蘭發起進攻。余秋雨出名了，完全不需要李紅這個在艱難困苦里扶植他成功的女人了，身為學者的他完全沒有擺脫市儈男人那俗的不可再俗的方法，在一個未婚女人面前述說自己妻子的不是，把自己婚外出軌描寫的天衣無縫。最后的結果如眾所周知：一個“才子佳人”的新型婚姻終于展現在世人面前了。而余秋雨的偽君子嘴瞼也初露端倪。你說這不是自己毀譽自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