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余秋雨的名字是在1985年《收獲》第六期雜志上，他發表了一篇關于儺戲的文化散文。因為那一年是中國先鋒小說狂飆突進的一年，也是實驗體小說風聲鵲起的一年，尤以《收獲》第六期為標志。里面有格非的短篇小說《青黃》、余華的《在劫難逃》、潘軍的《南方的情緒》等。這一期雜志讓中國文壇為之側目，為之驚嘆。也就在這一期里，我記住了后來赫赫有名的“余秋雨”的大名

　　余秋雨的散文，非常耐看，具有南方人特有的綿軟、多情。文化到了余秋雨的手里，少了很多北方的尖銳、硬朗、咄咄逼人，而滲進更多南方特有的輕柔。猶如碧波蕩槳，款款而行，一路賞目，舒心暢骨，別有風情。大概這就是余秋雨的文化特質、性格特征，他把這一切帶進他的文化散文，便有了自家的風貌和格調

　　偶然一次，在西安鼓樓文化街看到余秋雨題寫的一方匾額，更覺得他有些文化的深度了。但余秋雨到底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對于我依然還是一個猜測的謎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文壇豁然出現了二余之爭，這一下，余秋雨便如池底翻漿，出淤泥而奪目了。二余何許人？一位便是被封為北大怪才，出生七四年的余杰；一位就是已經赫立文壇的文化大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余秋雨先生了。所謂二余之爭，就是年輕氣盛的作家余杰秉筆直書撰文披露了余先生年輕時一段不光彩的老底。余秋雨曾經是文革時期四人幫之一王洪文控制而在姚文元之后的第三位人物，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任總指揮的“上海市委寫作小組”后改名“石一歌”的成員之一（據說這個名字也是余秋雨設計的）。余秋雨當年在寫作組內非常賣力，以致后來王洪文的秘書在組內有第一掌柜之稱的肖木都稱贊余秋雨是第一號種子選手。而余杰認為余秋雨手中的那枝筆在當時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人。余杰猶如頑童，做了一個文化“娛樂”的暴料，把余秋雨的老底一下抖露出來，頓時石破天驚。余秋雨按捺不住，便與還是小字輩的余杰發生了爭執，隨著口角火藥味持續上升，對于正視歷史這么一個嚴肅的問題，余前輩始終躲躲閃閃繞著圈子大打迂回戰，后來忍不住又把政府搬出來，揚言他在上面有人，意思他惹不起，有人為他撐腰，這一下激怒了讀者，也看透了余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