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雪佛蘭小汽車以每小時七十英里的高速在愛奧華的大平原上疾駛。北緯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陽以四十余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藍空滾著銅環，而金黃色的光波溢進玻璃窗來，撫我新剃過的臉。我深深地飲著飄過草香的空氣，讓北美成熟的秋注滿我多東方回憶的肺葉。是的，這是深秋，亦即北佬們所謂的“小陽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戀的好天氣。不久寒流將從北極掠過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著長統靴子在雪中掙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陽正凝望平原上做著金色夢的玉蜀黍們;奇跡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飛逐，老鷹自地平線升起，在遠空打著圈子，覬覦人家白色柵欄里的雞雛，或者，安格爾教授告訴我，草叢里的野鼠。正是萬圣節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裝飾著畫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著禾墩的空田盡處，伸展著一片片緩緩起伏的黃艷艷的陽光，我真想請安格爾教授把車停在路邊，讓我去那上面狂奔，亂嚷，打幾個滾，最后便臥仰在上面曬太陽，睡一個童話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搖籃上睡覺。我一直羨慕塞拉的名畫《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島》中懶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國紳士，羨慕以抒情詩的節奏跳跳蹦蹦于其上的那個紅衣小女孩。我更羨慕鮑羅丁在音樂中展露的那種廣闊，那種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東方人畢竟是東方人，我自然沒有把這思想告訴安格爾教授。

　　東方人確實是東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邊的安格爾先生來說，他今年已經五十開外，出版過一本小說和十六本詩集，做過哈佛大學的教授，且是兩個女兒的爸爸了;而他，戴著灰格白底的鴨舌小帽，穿一件套頭的毛線衣，磨得發白的藍色工作褲(在中國只有中學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來，我是“紳士”得多了;眼鏡，領帶，皮大衣，筆挺的西裝褲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覺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學生。從反光鏡中，我不時瞥見后座的安格爾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麗絲。看上去，安格爾太太也有五十多歲了。莎拉是安格爾的小女兒，十五歲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發自在地垂落在頭后，細直的鼻子微微翹起，止于鼻尖，形成她頑皮的焦點，而臉上，美國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不免的了。后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麗絲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見東方人，幾度跳到前座和我擠在一起，斜昂著頭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觸我的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