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以下是小編分享的關于余光中的中國結賞讀，歡迎大家閱讀!

　閩南與江南的童年

　　一九七二年，著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教授以“懷國與鄉愁”概括余光中的詩歌創作。今天看來，依然十分正確，余光中其懷其愁，當上溯閩南、江南，上溯嘉陵江邊的小鎮悅來場。童年和少年的記憶，不但培養了余光中的深遠且激揚的民族節操，也滋養了他淳樸而深厚的鄉土情懷。艾略特認為，一個人以往的經驗形成他生命的一部分，這種經驗往往和他日前正在接受的經驗混合疊現。在余光中的生命長河中，閩南與江南，巴山蜀水川人總是揮之不去 ――抽刀斷水水更流，他時時咀嚼著它，反復地體驗著它，它們伴隨他的生命成長，也將伴隨著他的詩文流傳。

　　明乎此，我們就能更加清晰地透視余光中――他是時代之子，剛烈且多情：剛烈，出于多難與抗爭;多情，因為感恩和包容。他是行吟的詩人，長江上下，海峽西東，長城內外……新大陸他踹過三十多個州，五大洲他走過四十幾個國;他也是鄉土的歌手，出自閩南江南，長在悅來場，是閩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兒，后來又成了臺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灣永久居民。他是一個扎根鄉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國人。

　　巴烏什托夫斯基在《金薔薇》里有這么一段話：“寫作，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可能產生在少年時，也可能在童年時，在寫作者還沒有寫滿幾本稿紙之前就已存在了……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產生詩意的記憶，是童年生活給予我們最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中，沒有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讓我們來看一看童年生活對于余光中有哪些詩意的饋贈。

　　余光中的父親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永春，歷來隸屬于泉州府，雖然地處閩南山區，卻因為臨近大海，歷代都有許多人過海漂洋去討生活。余超英也曾一度旅居馬來西亞，還在馬六甲辦過幾個華文學校?；貒笙仁菗渭亦l永春縣教育局長，后來調任國民政府海外部，長期從事僑務工作，這或許便是借助他熟悉海外關系的長才。余老先生好客豪爽，退休后還擔任臺北永春同鄉會的理事長;他立身處世，就像閩南一帶常見的花崗巖般謹嚴方正。

　　在幼年余光中的記憶中，父親總是公務在身，很少在家;余光中總是依偎在母親的懷中，靜靜地等待遲歸的父親，直至暮色蒼茫。父親是嚴厲的，他教余光中古文，大多選擇一些有關歷史興衰和勵志立身的文章，也以《古文筆法百篇》為例，為余光中講解作文之道。和許多舊時的家長一樣，他不茍言笑，從來不同余光中一起做一些兒童喜歡的游戲，但他也不反對兒子讀小說曲詞，所謂的閑書。余光中記得這樣的場景：“長夏的午后，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

　　余光中的母親孫秀君，江蘇武進入，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省立中學的教師，哥哥做過教育局長。她在家鄉的師范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永春去教書，在那里她做了教育局長余超英的妻子。不久，便離開永春和北上任職的丈夫一起到南京來了。

　　余光中本來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但在余光中孩童時就死了。因此，兒童時代的余光中總是和母親相伴。母親時常帶余光中回常州老家。外婆家在武進縣(現為武進市)漕橋鎮，那是一個大家族，建有六十四間房，大多是四進，有天井，有樓屋;最讓童年余光中歡喜的是有三四十個表兄妹。那些表姐妹都喜歡這位能畫馬畫門神的小表弟，眾星捧月般地圍著他嬉戲。 “記得小時候，在江南，秋天拾楓葉，春天養蠶”――余光中在追憶江南的詩中這樣寫道，可見，余光中的童年并不孤單寂寞。

　　家庭環境是兒童個性的第一個“塑造工場”，兒童個性差異的根源每每可以找到它的家庭源頭。心理學家的研究證明，父母的職業、個性特征及生活風格，都是兒童心向往之和悄悄模仿的對象，這種“原始影響”，是一般人難于擺脫的。

　　余光中后來常說自己是閩南人，也是江南人，其中就有這種“原始影響”的情結。在余光中六歲時，父母曾帶他回到父親的老家――永春桃城鎮洋上村，一個群山環抱的蔥蘢世界。永春，在余光中的童年印象中，是黑白肅穆的，沒有江南的色彩繽紛;永春只有一些陽剛嚴肅的男性宗親長輩，江南才有俊逸輕盈的姑姨姐妹。由此可見，自幼年起，余光中就受到陽剛和陰柔(或者說是男性和女性，理智型和情感型)兩種截然不同氣質的熏陶和沖擊。

　　當然，更確切地說，在他九歲以前的記憶背景上，女性的江南，多雨多湖多寺廟多燕子和風箏的蘇南吳地是抹不去的色彩。

　　吳地一般指中國春秋時代吳國的屬地，以緊挨著太湖的蘇、錫、常地區為中心地帶，在這一地區有著悠久的地域文化――吳文化。文化學者認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吳”的形象如“魚”，“吳”字是從以水為生的“魚”字演化而來的：吳地素有“水鄉澤國”之稱，水網交錯縱橫，湖蕩星羅棋布;吳人“以船為車，以橋為馬”，其民居特色為“小橋流水人家”，所以，吳文化可以用水文化來解釋。

　　中國的古人認為，智者樂水;水的流動會使人思維活躍感覺敏銳。中國的古人又認為，水雖然柔弱，卻能克剛勝強。中國的古人還認為，有大愛的人就像水一樣(上善若水)。

　　余光中的江南背景吳地色調，除了來自他的童年生活，更多地濡染于母親、舅舅，還有表妹后來成了夫人的范我存。特別是他的母親，外表上是一個柔弱的女子，但內心堅強執著。一個年青女子，多次獨自帶著幼小的余光中逃難，踏遍萬水千山，危難時，總是奮不顧身;在全家團圓的日子，她依然操勞，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家人，年僅五十三歲便與世長辭。她的一生如同涓涓清泉，滋潤萬物而不爭強，心性沉靜，處事得體，動靜合時。似乎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卻是親友的依靠，須臾不可脫離。

　　余光中一輩子都記得桐油燈下，母親納鞋底的身影;記得母親佇立山頭，目送去學校寄讀的他漸漸遠去;大難臨頭時，母親的無私無畏的身影，更是銘刻在心!他的26個英文字母是母親口授;他的國語音色以母親為本;為回報母愛，他以母親為主題寫了十多首詩歌;并把其中的一首刻在母親的墓碑上。他認為，只有詩歌，才是母親永生的居所，“保持一種美好形象/防腐，防火，防盜，而且透明。”

　　除了文靜內斂堅韌不拔臨難不懼承傳自母親的性格，余光中在語言方面也從母親那里受益不少，這就是吳語。

　　吳語在中國南方的六大方言中最為古老。它是一種在語音、詞匯和修辭上都極具特色的方言，千年以來，產生了許多優秀的詩歌和小說，從《子夜吳歌》一直到《海上花列傳》，綿綿不絕……

　　吳語具有婉轉柔媚、珠圓玉潤的語音特色。林語堂先生曾把它和北京話相比，認為前者宏亮，后者甜蜜輕柔。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更以常州話為例說明吳語的特點，說它的韻律微妙，詩人可以用來象征言外之意。他說，“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用常州話念，“頭兩句收迫促的入聲，后兩句收平聲，這種變化暗示著從冰天雪地到春暖花開的兩個世界。”吳語語音特點也帶來一些語法上的特色，如為了充分表現綿軟悠揚的語音，吳語中的許多形容詞后面加上重疊成分，像：綠沉沉、亮化化、涼咻咻、空落落、急吼吼、狠霸霸、胖篤篤……

　　余光中不僅能說英語、西班牙語，更能細微體察和把握吳語、蜀語、粵語、閩南語等多種漢語方言，鮮活漢語方言的語音語調以及詞匯修辭，是這位語言大師的源頭活水，這其中，吳語應該是最根本的一種，因為它不僅僅是一種方言，它更是母親的音容笑貌，童年的溫馨記憶，是生命的血脈和根基。

　　在江南三月、吳儂軟語，和母親水一樣的柔情浸潤包圍之中，兒童余光中抽枝展葉。可是，水的溫柔還沒來得及培植出一株幽雅紛披的江南蘭草，火的猛烈已漸漸逼近大江南北。

　　1937年12月13日，日軍由中山門、中華門殺人南京城，開始了震驚中外令人發指的南京大屠殺。

　　余家此時已離開了南京。余超英是隨著中央政府遷往武漢，余光中則和母親回到了常州老家。

　　躲過了屠城大劫，卻不能免于逃難之災。不久，日寇的鐵蹄踐踏在太湖四周，余光中的靜謐童年提前終結。九歲的余光中忽然長大，他曉得什么是異族入主，什么是亡國的苦痛。茱萸的孩子，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漂泊生涯。

　　第一次漂泊自1937年底至1938年初夏，其中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驚恐萬狀的逃難，第二次是鄉關萬里的尋親。

　　逃難的日子有好幾個月。母親帶著余光中隨著族人，從常州逃往蘇皖邊境，想要躲避日軍，不想就在蘇皖邊界的高淳縣碰上了大批的日軍。就近躲人佛寺，又不想日軍也在他們躲避的佛寺中駐扎。母子只能相擁在佛寺的香案下，度過驚懼無眠的一夜和一個上午，直到日本騎兵隊離開古剎。余光中清晰地保留了那個晚上的恐怖印象――“火光中，凹凸分明，陰影森森，莊嚴中透出獰怒的佛像?；鸸舛秳?，每次都牽動眉間和鼻溝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顎向母親臂間陷得更深。”

　　以后，離開佛寺，在太湖附近躲躲藏藏好幾個月;最后，搭上運麥的船只，抵達蘇州，再從蘇州轉到上海法租界，寄居在一位長輩的家中。

　　關于這次逃難，余光中曾經這樣描述：“兩次世界大戰的孩子，抗戰的孩子，在太陽旗的陰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營養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櫻花武士的尖刀，把詩的江南詞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場……”

　　九死一生地逃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個長者家里住了幾個月，又接到余超英的來信，說已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要他們母子倆到重慶去會合。于是，母子按照余超英指明的路徑，先自上海乘船經香港到安南(現今的越南)的海防港。

　　從上海到香港，正是1938年的農歷新年，母子舉目無親，在寒風中挨了一天又上船。

　　安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從海防登岸入境時，海關的法國官員對中國人十分無禮，逐一搜查，鋼筆一一拔去，熱水瓶也全都沒收，并不說明理由。余光中記得，一個中年的男子，在淫威之下，又氣又怕，幾乎哭了出來。這樣一個屈辱的記憶，和無數殖民者對中國人的侮辱，自童年起就耳濡目染，在余光中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不平和憤慨的種子，使童年余光中朦朧地意識到國家民族的強盛與個人命運緊密相連。

　　從海防搭火車經河內過老街沿滇越鐵路進入昆明，然后坐長途汽車經過貴陽，越過烏江，翻過婁山關，最后是海棠溪，渡江來到重慶。一路輾轉，多番周折，離散了近兩年的親人終得團圓。

　　在余光中的童年，雖然有江南溫柔的撫摸，有火車鏗鏘的快感，有逍遙游的幻想――這一切，都是童年生活給予余光中的詩意的饋贈;可是，火與血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它是一種更深刻的饋贈，也不能不發為歌吟。

　　詩人成長的年代，是一個家國多難的時代。因此，他反復自稱是“茱萸的孩子”。因此，他認為，他們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種隱喻的意義上，都是生在重九這一天，那逃難的日子。登高不為望遠，為避難，為了逃一個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