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余光中，他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

　　余光中與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海隅邊城香港的：他1974年暑期后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我1975年春節前到香港謀生。

　　越一年，他與香港詩人——— 聞一多、朱自清的得意門生何達，在中文大學舉辦詩歌對談，我當時任《中文學習》編輯，老板約我同去參加，于是初見余光中的儒雅。在香港這個復雜的環境中，余光中顯出初來乍到的小心謹慎，與豪放的何達大談“四人幫”樹立的樣板——— 小靳庒詩歌相映成趣，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正與余光中相見相識緣于一本詩集。那時大陸的“朦朧詩”正鬧得沸沸揚揚，開放前沿的福建出了顧城、舒婷的詩合集《舒婷顧城抒情詩選》。我收到后寄給余光中，想聽取他這位臺灣現代詩壇祭酒對朦朧詩的意見。他約我在尖沙咀九龍酒店咖啡座見面，從此以后常來常往，正如他對他的校友沙葉新(亦是我的大學同學)說的“頗熟”。大陸研究香港文學的潘亞暾、詩評家鍾文也通過我去訪問他。

　　余光中居港十一年，他的詩在香港詩壇影響頗大，青年詩人受他詩風的影響，出現了所謂的“余派”，向來平靜無波的文壇，還掀起過一波不大也不小的“余派”的論爭。中國詩人對香港起過影響、為青年所追慕的，一是近水樓臺的余光中，一是遠在上海的辛笛。我也是傾慕者中的一員，對于他的詩，我尤愛他的《當我死時》，詩中的中國情懷深深打動我。他關于中文“西而不化”的論述，使我心折，尤使我警醒，還特別寄給上海的一位好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