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生平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稱“元白”。

　　元稹的家庭世代讀書為官。他的祖父元悱曾經擔任過南頓丞，父親元寬也曾經擔任過兵部郎中。元稹長得清秀可人，父母都非常寵愛他。從三四歲起父親就教他讀書寫字，背誦古詩。然而，好景不長，元稹八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前母所生的幾個哥哥，不愿供養后母和弟妹們。年輕的母親鄭氏只好帶著子女離開洛陽到鳳翔去投依娘家，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堅強賢淑的母親沒讓生活的重擔壓倒，她一方面料理子女的生活，一方面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鳳翔是唐代西北要地，有重兵把守，社會一時比較安定，元稹在這里度過了他的童年。母親鄭氏賢能知書，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稱贊：“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謝上表》中曰：“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愿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可見元母不僅持家有道，還親授元稹詩書，擔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奮好學，不僅直接受教于母親，還常常從鄰人家里借書，然后徒步去姐夫陸翰家求教。表兄胡靈之又教他詩歌格律和騎馬射箭。九歲時，元稹作詩成熟，驚嘆于長輩。因成長于民間，他對邊塞風云和農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以明兩經擢第。唐代科舉名目甚多，而報考最多的科目則為進士和明經兩科。不過兩科相比也有難易之分，進士科難，“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而唐代文人也更為看重進士科。元稹為盡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的為相對容易的明經科，一戰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閑居于長安。但他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給他提供了博覽群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護處于危難之中的遠親。亂定，與其家少女相愛。不久，元稹牽于功名，西歸長安應制科試。

　　貞元十八年冬(802年)，元稹再次參加吏部試。次年春，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二十四歲的元稹與大他八歲的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并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結婚高門的資本，如今作了校書郎，這時，元稹正值風華正茂，才華橫溢，自然就把終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志銘》云：“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元稹授校書郎后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留守，赴洛陽上任，由于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氏在洛陽沒有住宅，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履信坊韋宅。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遷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九月貶為河南縣尉。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為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一心為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臺。東臺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臺，用意在于將他排擠閑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元和四年(809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嫻熟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難遣傷痛，元稹寫下了有名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子)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于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后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余年的貶謫生活。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凄惋。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后，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隨著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群、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他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贊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為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于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后，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由于誤會等原因，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為相。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斗爭中，元稹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后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長慶三年(823年)，他被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寶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筑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浙東的六年，元稹頗有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唐文宗大和三年九月(829年)，元稹入朝為尚書省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之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然而因元稹素無操行，人心不服。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為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后追贈尚書右仆射，白居易為其撰寫了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