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戲骨那么多，為什么火的是李達康?大家知道原因嗎?

　　《人民的名義》熱播兩周，呼聲最高的當屬京州書記李達康。“不與商人做交易，我乃京州李書記”，端的是斬釘截鐵，大快人心。迷妹們的萌點也百花齊放，有的喜歡看達康書記懟人，有的四處打聽達康書記的大歐雙打哪兒割的，還有的痛惜于達康書記鐵漢柔情錯付了歐陽菁，我要蘋果你卻給了香蕉，真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李達康惹人愛，是因為他幾乎達到了我們心目中官僚的理想狀態：能干事、能擔責、不腐朽。

　　達康書記號稱GDP小達人，重視地區經濟發展，希望人民能夠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這是能干事;認為大風廠該拆的時候，嚴令一周時間，說拆就拆;“一一六”事件當夜，怕再生變故，守著大風廠生生站了一夜，說不拆就不拆。令行禁止，辦事為先，照我說的做，出錯我擔著，這是能擔責;妻子納賄，大公無私，這是不腐朽。

　　中國的老百姓，要的無非也就是這幾條。官員能干事，就能讓自己的日子能過得越來越好;官員能擔責，自己的問題就能及時得到解決;官員不腐朽，辦事成本就低，效率就高，不公平的事情就少。有錢花，有人管，能辦事，生活就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

　　腐朽最大的危害，不在于辦事效率或官場風氣，而在于它破壞了群眾對政府的合理期待與信任。立法過程中講究的“預測可能性”，在政治生活中同樣適用：我們在辦事的過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預知自己的行為帶來的結果，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應該辦什么事情，怎么辦事情，可以達到什么樣的效果。

　　而腐朽無疑阻斷了這個合理的預期——本來一次就應該辦好的事情，非要兩次三次;正規渠道依照法律可以解決的事情，偏偏解決不了。預測可能性與政府公信力密不可分，因為群眾辦事的合理預期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承諾。一旦這種預測可能性被破壞，政府公信力就要隨之受損。政府官員說出的話沒人傾聽，沒人相信，其實意味著整個政府形象的崩潰。

　　因此陳巖石才會在“一一六”當夜拼命護廠，反復地向李達康強調，政府已經承諾了不拆廠，就絕不能失信于民。這就是因為群眾的信任就像傲嬌男士的表白，往往只有一次機會。錯過了這一次，就是災難性的后果，再也無法挽回了。

　　而祁同偉當夜究竟出了個多么餿的餿主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達康的惹人愛，還在于他滿足了我們對官員“親近感”的某種期待。李書記脾氣大，肯辦事，后院失火不省心，奸臣竊命他背鍋，這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無奈感，讓人覺得真實可親，就像樓下小吃部經常遇見的某個老熟人，心情不好了跟你喝上幾杯，烈酒入喉，齜牙咧嘴間，滿滿的都是生活的真滋味。

　　對大多數人而言，拉近彼此感情的最好方式，莫過于一起受苦。所以觀眾愛看李書記：原來書記也糟心，書記也急躁，書記的夫妻感情也不好!于是忍不住感嘆：“達康書記真是不容易啊!”而這樣的想法一萌生，觀眾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共情，有了親近之感。

　　李達康招人愛，還因為他身上有“人性”。中國的官僚，向來講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辦事四平八穩，“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但李達康就是有脾氣、有性格，辦事也是風格果決，天塌下來有我頂著，“走的是人間的道，扛的是頂風的旗”。這與似笑非笑，看不清鏡片下的眼神的高育良書記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劇里有一個細節，開會之前，李達康忍不住問高育良：

　　“育良書記，你和政法委是不是給檢察院下了指示?”

　　高育良和顏悅色道：“檢察院有自己的工作體系，他們依法行使自己的檢察權，我跟省委，怎么能隨便干涉呢?”

　　李達康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悖于官僚話術的。“程序正義”是官場辦事的根本，任何人都要依法合規辦事，這應當是官場最基本的共識。

　　李達康貿然提出一個違反規則的問題，就注定了他不可能獲得任何他想要的回答。而高育良顯然精于此道，拉出“依法辦事”和“程序正義”兩面擋箭牌，果然氣得李達康當場又差點發飆，臉紅脖子粗地問高育良：“我激動了嗎?!”

　　所以李達康最迷人的矛盾點，在于他以官僚之身行反官場語言之事，讓苦于圓滑政治語言的觀眾大感暢快。他以“人”的脾氣、性格、想法、愿望，對抗著以“程序正義”和“政治正確”為運行機制的冷冰冰的官場現狀。

　　這是一種人性的覺醒，在應對官僚作風這一方面，達康書記讓我們看到了“完全屈從”與“完全反抗”之外的第三種可能：以黨性、以熱望、以堅持，喚回這臺龐大機器上每一個螺絲釘的靈魂，讓僵化的體制恢復血肉之軀，煥發新的生機。

　　官員只有先把自己當做人，才能把群眾當做人;不是平民，不是臣民，不是庶民，而是人民。只有人文主義能夠真正推進“去官僚化”。我們要剝開官員的政治面具，就需要適當放棄不合常理的道德要求，甚至寬容他們在銳意進取的過程中可能犯下的錯誤。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官員群體，才能使中國重拾建國之初的巨大生命力與創造力。而李達康書記，也許就是這條路上的第一位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