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志摩生活在新舊交替、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的時代，他橫貫東西、縱接上下的痕跡，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獨特的位置。本文對徐志摩部分文學作品進行剖析，結合對徐志摩在中西方遨游經歷的追尋和對他思想軌跡的探悉，提出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響徐志摩文學創造最多的是貴族精英文化、個人主義文化和基督文化。

　　【關鍵詞】徐志摩；文學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時，有著獨特文學個性、獨特生活經歷的文學家。他的新詩、散文在中國新文學歷史進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從小受“詩書禮”教育，長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他短暫的人生經歷卻非常豐富，曾留學美英，有雙重留學經歷，回國后又兩次游歷西歐，到過很多西方國度。徐志摩雖然創作時間不長，但其創作的作品體裁十分廣泛，涉獵過多種文體；寫作與自由體詩不同的格律詩、創制“跑野馬”的散文、抒寫“完全的抒情詩”式的小說與童話、與陸小曼合撰唯美風格的悲劇，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書信和日記。除了創作，徐志摩還譯介了大量的作家與作品，他的譯作涵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種文體和流派。徐志摩在東西文化之間來去自如，他豐富的人生經歷與閱歷使其能對不同的西方文化進行批判和取舍，他橫貫東西的痕跡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獨特位置。

　　徐志摩留學歐美時期，廣泛涉獵過外國文學各個時代、各種文學思潮的作品，包括現代主義詩歌、小說、戲劇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觀派以及象征派詩人多方面的影響。他的詩有拜倫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萊的理想與熱情，也有濟慈的唯美情緒；有華茲華斯的清脫高遠，也有哈代的悲觀厭世；有泰戈爾式的沉思、流麗，也有波德萊爾式的直面丑惡人生。從文化角度來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響徐志摩文學創造最多的是貴族精英文化、個人主義文化和基督文化。

　　1.貴族精英文化

　　英國文化是以希臘羅馬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這一文化帶有濃厚的貴族色彩，偏于保守、講求漸進、厭惡競爭、追求高雅、崇尚自由獨立。隸屬于它的康橋文化，更富有精英氣息。康橋文化是以劍橋大學為中心形成的，蘊涵了強大的貴族氣、保守性與獨立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飄洋過海，來到康橋河畔，加入康橋社團，康橋給他的生活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詩歌的氣質和氛圍中。正如他所說：“我的眼睛是康橋教我睜開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詩歌創作最先受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華茲華斯是英國湖畔派詩人，他的詩不崇尚奇幻，以其寧靜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風格寫得真摯自然、親切質樸，筆調清淡樸素，具有“天然去雕飾”之美。華茲華斯息影田園，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擁抱大自然，這種浪漫主義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鳴。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再看華茲華斯的《我有過陣陣奇怪的的悲痛》詩：“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視，一面在草原上前進；馬蹄兒輕疾，那些親切的小徑兒已越來越近。”親切質樸的盛情，整齊的句式，ABAB的韻律結構，這便是徐志摩與華茲華斯的共同之處。如果說華茲華斯等湖畔派詩人給了徐志摩清新灑脫、高遠的一面的話，那么，拜倫和雪萊的影響則使他的詩充滿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熱情這一面。除上述詩人外，徐自摩還受到濟慈、白朗寧夫人、惠特曼等詩人的影響，對這些詩人的詩歌，他都有翻譯。這些詩人所代表的英國貴族精英文化，對徐志摩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靈魂深處。

　　2.個人主義文化

　　歐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萊、拜倫的風流與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時沖擊著徐志摩，使他走上了愛、美、自由的理想主義道路。他期待著“馨香嬰兒”的出生，這一理想使他對生活有著積極向上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變成一種不可一世的個人主義。他的個人主義，不愿受任何束縛，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寧忌日—談革命》里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我要求每一朵花實現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個人實現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詩歌受雪萊的影響為例，反叛社會是他們共同的個性。雪萊特立獨行，為世之所不容而又鐘愛人生。雪萊的詩作豐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詩歌領域，徐志摩與雪萊在個性氣質、審美心理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們的作品里都浮動著飛揚的情思和豐富的想象，充滿動感，崇尚變化，追求真善美。雪萊的作品在思想上給了徐志摩極大的啟發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誰知道》、《火車擒住軌》、《廬山石工歌》等詩歌中發出了自己的最強音。追求自由是他們理想的精靈。雪萊的《致云雀》借對小鳥的贊美傾訴了自己對人類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過對雪萊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對作品加以改造。通過釋放雪萊作品中蘊藏的潛能服務于自身。在1924年《黃鵲》里，就再現了雪萊的云雀精靈。“一掠顏色飛上了樹……艷異照亮了濃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但它一展翅，沖破濃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黃鵲與雪萊的健康向上邊飛邊唱的云雀聯系得十分緊密。他們詩中的鳥都已不是鳥，而是一種自由的精靈，象征著詩人對幸福自由的謳歌與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國內就曾接受教會學校——上海浸信會學院的教育，而幾度在歐美流轉，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會和文化里的宗教，親身經歷了圣誕節儀式、宗教建筑、宗教繪畫和宗教音樂。西方的人文科學與基督教文化精神水乳交融，徐志摩在學習西方文學藝術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響。

　　在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觀念中，其核心有這樣一條威力巨大的律令：“你應當全心全意地愛上帝，愛你的鄰人，猶如愛你自己。”這條律令清楚地說明基督教是一種愛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愛”是無價的，他說，“暴露在最后審判的威靈中/一切的虛偽與虛榮與虛空；/赤裸裸的靈魂們甸甸在主的跟前；/我愛，那時間你我不必張惶，/更不須申訴、辯冤，在不必隱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蓮，/在愛的青梗上秀挺、歡欣、鮮妍；在主的跟前，愛是惟一的榮光。”“我愛”成為徐志摩生命全部價值的追求，或者說成為一種神秘。他的詩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識猶如在基督教國度一樣自然，傳遞出的“愛”的真情與基督教所表達的一脈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經》中關于“末日審判”的典故，用詩的語言和形式創設一個理想化的，想象出來的情境，寄托并表達自己對純潔美好而自由的愛情的向往和贊美：“在春風不再回來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條的那一天/那時間天空再沒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彌漫著/太陽，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間//在一切標準推翻的那一天/在一切價值重估的那時間/暴露在最后審判的威靈中/一切的虛偽與虛榮與虛空/赤裸裸的靈魂們甸旬在主的跟前。”詩人著力描繪那一天的不同尋常，這自然是為了對比出兩類人在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壞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卻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現實中習以為常甚或神圣不可動搖的價值標準都必須重新估價甚至完全推翻。

　　徐志摩在新舊歷史矛盾和東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雙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個方面實現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勢力回潮，軍閥混戰的黑暗現實，根本不可能為實現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碼的條件。一方面，他受歐美人生觀影響，有著積極的入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他卻不斷陶醉于傳統文化閑適隱逸的情調。一方面，他受英國各流派詩人影響甚深；另一方面，傳統的審美情趣卻又時時體現于他的作品中。這是新舊交替的夾縫時代特有的文化現象，是歷史給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特殊的遺贈，也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寶庫。

　　透過徐志摩短暫的一生及其文學創作，我們會發現，他的思想無論從哪個方面去分析，都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園地。他的思想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他以他的純情與明麗訴說著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感悟與認識，表達著自己的愛與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樹一樣，雖然每個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葉子都展示著各異的光彩，但它們本是同根生，血脈相連，意氣相通。他思想的各個層面都源于一個“愛”字，源于他對生命，對生活有著強烈的熱愛與渴望。他的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自然主義以及他對愛情的體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純、善美、率性的生發與展示。這種種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為一個矛盾復雜的統一體，使得他的思想之樹生機盎然，雖經歷史滄桑而仍具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M].上海書店,1981.

　　[2]顧永棣編.徐志摩日記書信精選[M].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

　　[3]韓石山.徐志摩傳[M].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4]王亞民編.徐志摩詩全集[M].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5]徐志摩.徐志摩自傳[M].江蘇省文藝出版社,1997.

　　[6]宋炳輝.徐志摩在接受西方文學中的錯位現象辨析[J].中國比較文學,19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