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出身于巨商名門的富家子弟，又在劍橋那樣貴族化的學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對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頻繁的中西交往活動、活潑好動的個性和廣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開闊的世界性文化視野。他的性格單純、熱情、沖動，思想駁雜、浮泛又多變化，既執著于對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終不失快樂的基調。朱自清曾說，徐志摩“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靈的活動是沖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落葉》)。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單純、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駁雜的思想在創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且，這種矛盾和駁雜還使他的詩作形成了一種多面體的結晶。

　　徐志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滲進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為被壓迫者呼號的內容。面對黑暗腐朽社會底層民眾的痛苦生活，詩人吶喊著，要開放“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鼓勵讀者“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惡的，自殺的”“靈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們的性靈。他的理想是個人的性靈得到最大自由的發展，并宣稱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2]并為尋求自由、愛、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對理想是狂熱而堅執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亂的。尤其當嚴酷的現實與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銳對峙時，他失望、憂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熱、愛的深沉，使隨之而來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別強烈。他卻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他曾贊美列寧的精神，卻又聲稱“不希望他的主義傳布。我怕他”;他曾歡呼冬宮的紅旗，稱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征，“代表人類史里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落葉》)，轉而又抨擊十月革命為“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3]。這使他在創作中總是同情多于批判，傷感多于憤怒，憂嘆多于吶喊，頹唐多于昂奮，詩稿多呈“殘破的花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