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詩歌《再別康橋》的悲劇精神
1928年6月，徐志摩起程赴日本、美國、歐洲游學。11月6日于回國途中的中國海上寫下了著名詩作《再別康橋》。茅盾《徐志摩論》稱：“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
在胡適等人倡導寫新詩、實踐寫新詩的時代，《再別康橋》臻于至美的外形使無數人傾倒，詩中吟唱著的是詩人理想中的生命，即對愛、自由和美的追求。“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有時卻是最生動的，愛、自由和美構成了徐志摩的全部生命，他愛得自由，愛得轟轟烈烈，這才是活在這個世界!說到“感傷的情緒”，詩人從小就有多愁善感的氣質，仿佛從母體里繼承下來某種對生命自身的悲劇預感，心里常常會無端地悲哀。他認為詩人中很少尋得出一個圓滿快樂的人，有的甚至一生不得志。他平生最崇拜英國的雪萊，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羨慕雪萊覆舟的死況。他希望將來能得到雪萊那樣剎那的解脫，讓后世人說起來就寄以無限的同情與悲憫。因此，“不外乎感傷的情緒”可以理解為詩中寓有濃郁的悲劇情緒。
徐志摩在《吸煙與文化》中說，自己早想談談康橋，對它有無限的柔情，但又怕褻瀆了它似的，始終不曾出口。1922年他突然決定回國時所寫的詩歌《康橋再會罷》，也稱康橋是他難得的知己。《再別康橋》內蘊豐富，從詩歌內容分析，詩人誦美康河的自然景物，既有對往昔求學時期康橋生活的留戀，也有對在康橋情感歷程的回憶紀念，再聯系詩人生平，還有對生命的熱烈禮贊，有“吻火”似的視情如命，并為了這樣的愛情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悲劇精神。
《再別康橋》寫于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以后。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海結婚，11月夫婦二人回到硤石，年底因兵亂回到上海。當初在北京，徐志摩和有夫之婦陸小曼相戀的事搞得沸沸揚揚。1923年1月2日，徐志摩的恩師梁啟超曾寫長信對他進行懇切的勸導：“戀愛神圣……可遇而不可求……所夢想之神圣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徐志摩回信，承認愛情可遇而不可求，但自己卻不得不去追求，并堅定地表白：“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2]以致梁啟超在為他們證婚時所說的證婚詞很不中聽，稱徐陸之結合為“惡例”，是“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勵”。這件婚事也遭到了徐志摩父親徐申如的強烈反對。陸小曼會交際、會花錢、會唱戲，在徐父看來，這些都是不務正業。徐父震怒痛心之余，決定將幼儀收為寄女，仍在徐家理財持家，教養阿歡;兒子既然不尊重家庭和父母，可永不返家，從今起停止供給一切費用。
即便如此，徐志摩依然堅持自己追求愛、自由和美的人生觀。詩篇《再別康橋》是“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康橋再會罷》)，是愛、自由和美的頌歌。詩人將河畔的柳樹稱為“金柳”，因為它們沐浴在夕陽的光輝中，像一位“新娘”，而“新娘”是一個女子一生最光艷美麗的時刻，新郎擁有新娘，也就擁有了生命的錦繡年華。“新娘”投在“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詩人完全陶醉了。“軟泥上的青荇”似乎在和詩人打招呼，“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康河的波紋也像充滿了柔情蜜意，以至于詩人也“甘心做一條水草”與青荇為伴。“那榆蔭下的一潭”泉水，應該就是有名的“拜倫潭”，倒映著天空的彩虹，掩映在浮藻間，如夢似幻。
徐志摩在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橋》(作于1927～1928年間)中對康橋也有描寫：“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著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著看天空的行云，有時反仆著摟抱大地的溫軟。”“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啊!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閑暇。”他在這里享受生命，享受花季，享受孤獨，享受愛情，他追求了，他將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里放歌。”詩人是愛尋夢的，夢里是什么都有的。在此，詩人沒有虛度春天，他的生活自然、愉快，雖然那時他也感受了人生痛苦，但他還是盡情享受閑暇、自由，駐足于星月、青草、花香和流水之間，聽鳥語，迎朝陽，看星星，那個春天已然融入了他的生命。原來詩里描寫的是鮮活生命、美好生活的再現，也是所尋的夢。開頭的“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云彩”，連用三個“輕輕的”，是唯恐驚擾了這一切，因為這里有他的生命和愛。
這是徐志摩第三次來到康橋了。現在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于是，詩人詩筆陡然一轉：“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不能放歌也就罷了，詩人是沉默的，康橋是沉默的，竟連夏蟲也是沉默的!此時詩人已非彼時的詩人，他已是身心疲憊，滿心創痛。“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揮別自己年輕的生命，年輕的愛情，讓它們永留此間。“此后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狂溢的舊痕，尚留草底橋邊，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云紋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撤向天空的戀意詩心，贊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富麗的溫柔。”“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再見罷，我愛的康橋。”(《康橋再會罷》)
徐志摩對歷盡艱辛、奮斗得來的愛情誓死呵護，然而現實中的愛情和理想中的相比是那么遙遠。徐志摩得到了自己心愛的小曼，按說是實現了自己的愛、自由和美的理想，應該幸福了，可是好景沒有幾天。小曼是個病美人、交際花，回到上海后，作息時間更是黑白顛倒，使得志摩吃飯休息都受到影響。下面這段話可以讓我們了解徐志摩婚后生活的缺憾：“我是個癡子，你素來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經怎樣渴望和你兩人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飯，或同看一次電影，也叫別人看了羨慕。但說也奇怪，我守了幾年，竟然守不著一單個的機會，你沒有一天不是engaged的，我們從沒有privacy過。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種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過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吃一餐飯，玩玩。臨別前，我又說了幾次，想要實行至(少)一次的約會，但結果我還是脫然遠走，一單次的約會都不得實現。”[3]鑒于徐志摩婚后生活的苦惱，朋友恩厚之夫婦愿意資助他和小曼出國，可是又被小曼以體弱不適于長途旅行婉拒。在此之前，忘年交林長民死于戰亂;1925年赴歐洲旅行經狄更生介紹見到了他仰慕的老哈代，回國后翻譯哈代那些厭世悲觀的詩句時，那個碩果僅存的文壇巨星也墜落了;不期一年后，梁啟超去世。這使徐志摩變得很憂郁，再加上經濟不能獨立，使得他感覺受了不少悶氣。為了生計，他分別在上海光華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擔任教職，并兼任中華書局編輯。1930年底光華大學發生學潮，他被迫離去。1931年2月，他應胡適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由溫源寧介紹，兼任北平女子大學教授，住在胡適家，直到11月19日因飛機失事去世。 一向超俗于人間煙火的徐志摩不得不屈服于生計的分文運籌，為錢而焚膏繼晷地工作，而對自己的生活卻十分苛刻。徐志摩在給小曼的信中提到，在熱天，他只有一件白大褂，做一件又無錢。不得已，在蔣百里買房子和孫大雨賣地皮的生意中，徐志摩一再介入，做了“纖手”，從中收取傭金以度家用。此外，從徐志摩的信中還看出，他還通過翁瑞午在做生意。一個詩道中的天才屢屢甘于落入俗道，和平時最厭惡的金錢頻頻交往，徐志摩只覺得自己形同尸肉，只是茍活而已。他曾一再要求小曼前往北平與他同住，小曼總是不肯，以致他回滬的來回路費都成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舉步維艱。好在有朋友送他免費飛機票;可誰又能想到，乘坐免費飛機讓詩人送了命。“志摩乘飛機回滬，為探小曼之病，匆促返平，為要聽徽音在協和學校之講演。其南下最真實之原因，則陳小蝶欲購百里叔在上海國富門路之房屋。志摩想賺點傭金以濟家用，誠可憐也!”
徐志摩以三十六歲的英年過早地離開了他所摯愛的世界、親人、朋友，大家撰文寫詩紀念他。溫源寧說：“死為詩人，生為赤子，天之厚人還有過于此的么?”劉海粟說：“他又像崇高的山峰，狂風暴雨要摧擊他，烏煙瘴氣要籠罩他，侵蝕他的心靈，阻礙他的發展，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世間哪有完美的事情?他全部的天才，順流順勢地盡量開著花結著果，可這不是太完全了嗎?雖然志摩已經從不完全的現實中掙扎到他獨有的完全了，他如雪萊、格列柯一樣，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本來，宇宙就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他們給予后人的印象，同是個永遠偉大的青年。”
徐志摩《哀曼殊斐兒》最后兩句是：“我灑淚向風中遙送，問何時能戡破生死之門?”至此，是否可以說：詩人已戡破了生死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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