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有名的才子，而陸小曼是出名的社交名媛，所以，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成為了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后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據蔣復璁說，“泰戈爾為愛護志摩，曾暗中勸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蔣復璁也因志摩的關系參加了。后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來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來客可帶夫人。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

　　而陸小曼的夫君王賡是個敬業、勤勉之士，不大熱衷于游樂，但有歐美風度，每遇志摩請邀游樂之事，王賡往往說：“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見人愛的“大眾朋友”。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他們兩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是知道并認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歐前，將一只藏有記載他與林徽因、陸小曼關系的日記及文稿的“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還戲言他出國若有不測，讓凌資此為他寫傳，大有托后之誠，可見“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于徐志摩的視線后，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總給人以吃了碗里又惦著鍋里的印象。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