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11月19日，新月派代表詩人徐志摩搭乘的飛機不幸在濟南墜落，機上三人（包括司機兩人，乘客一人）全部遇難。去世時僅34歲的徐志摩曾寫過一篇散文名為《想飛》：“ 飛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里滾著，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回頭看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可知上天偏愛這位才子，即使不得不讓他離開世間，也遂了他的心愿，讓他留在天空中。

　　徐志摩去世后，他身邊的人悲痛不已。這其中當然包括他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子——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從她們悼念徐志摩的文字中，你看出了什么？

張幼儀

　　（1900年1月29日－1988年）

　　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

　　徐志摩一直不喜歡張幼儀，二人是因為家庭之命結合的。后來在徐志摩的堅決要求下，剛剛誕下第二個孩子的張幼儀與徐志摩離婚。徐志摩去世后，張幼儀贈挽聯：

　　萬里快鵬飛，獨憾翳云悲失路；

　　一朝驚鶴去，我憐弱息去招魂。

林徽因

　　（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

　　徐志摩曾經的戀人、一生的好友

　　徐志摩飛往北京是為了去聽林徽因在協和禮堂舉辦的建筑講座，卻不幸遇到了空難。林徽因聽到消息悲痛不已，寫了這篇《悼志摩》來紀念他：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許多人都愛戴的新詩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殘酷的，在飛機上遇險而死去。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針刺觸到許多朋友的心上，頓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慟的咽哽鎖住每一個人的嗓子。

　　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聯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峰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驚訝他的活動，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真，誰又會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后希望的余地。這種幾乎近于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地擋住我們前面。任憑我們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為我們這傷悼而有些須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地望著這死的帷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吁，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后會，對這死，我們只是永遠發怔，吞咽枯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著哀慟的尖銳，痂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適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淚相對，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么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們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地不會回頭，永遠地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盡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么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只是一堆堅質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準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飛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后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飛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只是一個鐘頭的差別；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有這么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平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里我們請的是為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為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于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時間，我們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適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兒，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卻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哪能便死？……”

　　話雖是這樣說，他卻是已經死了整兩周了！

　　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周，兩周，一直的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里語無倫次的盡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著我們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里再聽到關于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為關于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里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遷學的狄更生先生。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別不算少，一見面之后便互相引為知己。他到康橋之后由狄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寧。一直到最近兩個月中源寧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象。志摩認真的詩情，絕不含有任何矯偽，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源寧說，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讀書，外邊下起了傾盆大雨——惟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不用說他便是志摩，一進門一把扯著源寧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著。這一來把源寧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么在這大雨里。志摩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看雨后的虹去”。源寧不止說他不去，并且勸志摩趁早將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真確，他笑著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我問：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地打斷他對那虹的描寫，問他：怎么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里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宿愿！“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真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這以后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的詩意的信仰！

　　我個人的悲緒不竟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的原諒。

　　志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凈的天真，對他的理想的愚誠，對藝術欣賞的認真，體會情感的切實，全是難能可貴到極點。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會的大不韙爭他的戀愛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車到鄉間去拜哈岱，他拋棄博士一類的引誘卷了書包到英國，只為要拜羅素做老師，他為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拋棄所有的舊業，只是嘗試寫幾行新詩——這幾年新詩嘗試的運命并不太令人踴躍，冷嘲熱罵只是家常便飯——他常能走幾里路去采幾莖花，費許多周折去看一個朋友說兩句話；這些，還有許多，都不是我們尋常能夠輕易了解的神秘。我說神秘，其實竟許是傻，是癡！事實上他只是比我們認真，虔誠到傻氣，到癡！他愉快起來他的快樂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憂傷起來，他的悲戚是深得沒有底。尋常評價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輕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純是藝術的情感的脫離尋常的原則，所以往常人常聽到朋友們說到他總愛帶著嗟嘆的口吻說：“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他真的是個怪人么？朋友們，不，一點都不是，他只是比我們近情，比我們熱誠，比我們天真，比我們對萬物都更有信仰，對神，對人，對靈，對自然，對藝術！

　　朋友們我們失掉的不止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丟掉的是個急難得可愛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他的興趣只限于情感么？更是不對。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他始終極喜歡天文，他對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認得很多，最喜暑夜觀星，好幾次他坐火車都是帶著關于宇宙的科學的書。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于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志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的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許多關于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養病，他常來閑談，有一天談到他幼年上學的經過和美國克萊克大學兩年學經濟學的景況，我們不禁對笑了半天，后來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說了那么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象許多天才，幼年里上學，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乃爾暑校里一個極嚴的經濟教授還寫了信去克萊克大學教授那里恭維他的學生，關于一門很難的功課。我不是為志摩在這里夸張，因為事實上只有為了這樁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樂乎！

　　此外他的興趣對于戲劇繪畫都極深濃，戲劇不用說，與詩文是那么接近，他領略繪畫的天才也頗為可觀，后期印象派的幾個畫家，他都有極精密的愛惡，對于文藝復興時代那幾位，他也很熟悉，他最愛鮑蒂切利和達文騫。自然他也常承認文人喜畫常是間接地受了別人論文的影響，他的，就受了法蘭（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對于建筑審美他常常對思成和我道歉說：“太對不起，我的建筑常識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們是討厭RUSKINS的。但是為看一個古建的殘址，一塊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熱心，都更能靜心領略。

　　他喜歡色彩，雖然他自己不會作畫，暑假里他曾從杭州給我幾封信，他自己叫它們做“描寫的水彩畫”，他用英文極細致地寫出西（邊？）桑田的顏色，每一分嫩綠，每一色鵝黃，他都仔細地觀察到。又有一次他望著我園里一帶斷墻半晌不語，過后他告訴我說，他正在默默體會，想要描寫那墻上向晚的艷陽和剛剛入秋的藤蘿。

　　對于音樂，中西的他都愛好，不止愛好，他那種熱心便喚醒過北京一次——也許唯一的一次——對音樂的注意。誰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個多鐘頭的提琴。對舊劇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幾天我們曾接連地同去聽好幾出戲，回家時我們討論的熱毛，比任何劇評都誠懇都起勁。

　　誰相信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忠實于“生”的一個人，會這樣早地永遠地離開我們另投一個世界，永遠地靜寂下去，不再透些許聲息！

　　我不敢再往下寫，志摩若是有靈聽到比他年輕許多的一個小朋友拿著老聲老氣的語調談到他的為人不覺得不快么？這里我又來個極難堪的回憶，那一年他在這同一個的報紙上寫了那篇傷我父親慘故的文章，這夢幻似的人生轉了幾個彎，曾幾何時，卻輪到我在這風緊夜深里握吊他的慘變。這是什么人生？什么風濤？什么道路？志摩，你這最后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我該當羨慕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