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入雜文，或以雜文入詩，通常稱為“雜文詩”，一般認為，“雜文詩”的代表作，是聶紺弩先生的“三草”（即“北荒草”、“贈答草”、“南山草”），不過，這種以近代詩體裁寫的“雜文詩”，與帶有諷刺意味的“梨花體”和“自由詩”很不相同。詩可以入雜文，詞當然也可以入雜文，而以詞的形式寫雜文，或以雜文的韻味填詞，至少在南宋就有先例。

　　春節假期，翻閱《辛棄疾詞》，其中有一首“千年調”引起我的注意。這首詞一改這一體裁通常的抒情言志之功能，而寫成了一篇抨擊時弊、嘲諷丑惡的“雜文詞”。詞曰：

　　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滑稽坐上，更對鴟夷笑。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個和合道理，近日方曉。學人言語，未會十分巧。看他們，得人憐，秦吉了。

　　這首詞有小序云：“蔗庵小閣名曰‘卮言’，作此詞以嘲之。”“蔗庵”是稼軒先生的友人鄭汝諧的宅第，其中坐落著一幢名曰“卮言”的小閣。這首“雜文詞”既因“卮言閣”而發，就要對“卮言”作一解釋。“卮言”出之《莊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莊子音義》稱：“卮器滿則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隨人從變，己無常主者也。”可見，這種酒器也有前倨后恭的不良習氣。

　　詞與雜文都屬文學作品，自然離不開形象思維。稼軒先生在這首“雜文詞”中通過“卮酒”、“滑稽”、“鴟夷”三種古代酒器和鷯哥（秦吉了）、甘草（甘國老）兩種動植物，嘻笑怒罵，鞭辟入里。 “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辛棄疾將“卮酒”擬人化，指斥官場那些既無信仰又無能力，為了當官，只會俯仰隨人，應聲附和的丑陋角色，又以“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兩句，刻畫了這種在權勢者面前，笑容可掬、點頭哈腰、“是是，對對，行行”、令人厭惡的行為和作派。常識告訴人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滑稽坐上，更對鴟夷笑”，寥寥數語就揭示了此類人物聚在一起時，對權勢者競相巴結、爭相獻媚、搶著邀寵、比著拍馬，而且欣然自得，了無愧色，既可惡又可憐的嘴臉。

　　“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這類角色，像甘草一樣，不論感冒傷風，什么病也摻合，什么病也治不了，如同餐盤里的雞肋，廁所里的土坷，有它不多，無它不少。雖然如此，它在官場中卻生活得挺滋潤，挺舒適。“學人言語，未會十分巧。看他們，得人憐，秦吉了。”為了戴上更大的烏紗或保住既有的烏紗，這類人沒有原則，沒有主見，只會匍匐在上司腳下，先意承旨，鸚鵡學舌，無利不起早，有奶就是娘。而到事變之亟，往往會出賣舊主，另尋新爹，北宋滅亡時的張邦昌、劉豫就是這類角色。

　　時值宋金對立之際，汴京陷落，靖康蒙恥，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東南，不思恢復。辛棄疾為挽救危局，收復失地，兩次向朝廷上書，審時度勢，力陳方略，他的《美芹十論》，展示了卓越的經國濟世之才。然而，在偏安自保、談戰色變的氛圍中，他的建議不可能為朝廷所重視。在此情況下，幼安先生不僅無法為恢復中原作出貢獻，反因奸佞中傷兩次被罷歸田園，投閑置散。在帶湖閑居之際，他深感才高遭忌，功高致危，同時為自己“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的境遇感到不平與嘆息。正是在既為國家危亡而憂心，也為庸吏敗政而憤懣的情況下，才會有這首借題發揮的“雜文詞”。

　　在詞中，作者并非為批評而批評，為譴責而譴責，他將自己直接擺進去，與上述丑類作了直接對比。“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個和合道理，近日方曉。”詞人自責不會逢迎拍馬，為人太過耿直，直到“近日”方才明白了為人要圓滑隨和的道理。然而，正話反說更加體現了他對上述丑陋行為的厭惡與鄙視。辛棄疾深深感到，在官場與社會之上，正直與阿諛，真誠與虛偽，有為與無能的博弈中，往往是那些無德、無才，只知唯上命是從，唯上意是聽之徒，反而會攫取一己之私、一己之利。而正直、真誠、有為之士，卻往往因堅持理想、節操，而受到排擠和打擊。

　　透過辛棄疾這首“雜文詞”，讓我們看到了南宋官場庸俗污濁、委頓萎靡的丑惡風氣。這種風氣不僅構成了北宋淪落之因，而且在不久的后來結出了南宋敗亡之果。前事不忘，寧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