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女，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 畫家。關于席慕蓉的資料大家清楚嗎?

　　人物經歷

　　1943年，席慕蓉生于四川，之后她住過上海、香港，而后到臺灣。 本來，身為蒙古人的席慕蓉并不覺得自己與周遭的同學們有何不同，但在初中一次上地理課的時候，老師說了一些傷害蒙古人的言辭，霎時所有同學的眼光都集中在 她身上。下課后同學們似乎都忘了剛剛發生的事情，又和她嘻嘻哈哈玩在一起，但從那時開始，席慕蓉便再也不愿和那位老師說一句話。

　　事隔多年，席慕蓉說，如果再遇到這位老師，她真想和他說聲抱歉，或許他當時并非有意，而只是想以玩笑的語氣讓學生打 起精神上課而已。也是要經過這些年后，席慕蓉才慢慢理解了一些事情，她覺得，一個漢人可以和你成為一輩子的朋友，但當他一旦退入自己的族群，用自己族群的 眼光發言評論其他族群的文化、信仰乃至一切時，偏見就非常嚴重了。至少在那堂課上，老師所形容的蒙古，就與父母親所告訴她的天差地遠。

　　席慕容的父親是上一輩的蒙古族知識分子，1949年后，從臺灣到歐洲，直到去世，一直沒有再回來過。“他不舍得回去。因為他從前的印象那么好，他怕破壞自己的印象。尤其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席慕容說。

　　席慕容自己在臺灣當美術教授時，學校附近有一個考古歷史書店。對考古她完全是外行，那時她也還沒回過蒙古高原，但有一段時間內，她每次到書店去轉一圈，回來后就會發現，自己買的書，竟然大都是跟蒙古考古相關的。

　　“只是因為那上面是我父母家鄉的文化，買回來之后會讓我感覺心安一些。”

　　1989年到現在，草原永無休止的游走，讓她喜悅，但也伴隨著痛心和遺憾。

　　除了環境之外，最讓她感到痛心的，是價值觀的逐漸混亂，以及傳統儀式的消亡。她堅信：“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2006年，錫林浩特市舉行那達慕盛會，從黃河流域來了各種文藝團體，敲鑼打鼓進行表演。“但他們跳著跟蒙古文化完全無關的一些舞蹈。”

　　那達慕是同樂會的意思，現在漢族朋友也很喜歡參加，席慕蓉說這當然應該歡迎。但那達慕有自己的儀式，從開始到結束，都有世代傳下來的很古老的規矩，比如摔跤、射箭和賽馬等等。“為什么要邀請馬戲團和雜耍團來呢?”席慕蓉心里覺得很難過。

　　“它已經不像一個那達慕了。再過兩代以后，也許就沒有人能夠說出，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游牧文化的那達慕了。”

　　有次在北京簽名售書后，席慕蓉馬上要開赴內蒙古的額濟納和阿拉善。對她來說，蒙古高原永遠走不完，實在是有太豐富太新鮮的知識在里面，游牧文化的吸引力太強了。

　　她清楚地記得，父親生前跟她在歐洲旅行的時候，曾經說太悶了，他不喜歡有東西擋在視野前面。那時候席慕蓉還沒去過蒙古高原，“我覺得歐洲好大，風景好漂亮，怎么會悶呢?我不理解，難道那么遠的山也會擋你嗎?”

　　直到回到蒙古高原之后，席慕容才知道，什么叫眼前有東西遮擋。

　　回到老家的第一天，遠遠地看到一個牧民從草原上騎馬過來。“他穿著藍衣服，那么遠的距離，我能看到他腰間那根黃腰帶的光芒，就像一根針尖在太陽下發出光芒一樣。其實我是個近視眼，可是在草原上，我卻能看得清清楚楚。”

　　“哦!我的天，我明白我父親的感覺了。”這時，席慕蓉才深切地懂得了她父親。

　　“這是一種世是人代傳承的記憶。”席慕蓉曾對《青年周末》記者說。

　　如果仔細觀察，不難發現1989年的蒙古之行，是席慕蓉創作的分水嶺，之前她活在父母的鄉愁里，而后她活在自己的鄉愁里。席慕蓉以轉變而非改變來形容其間的 區別，并且透露了一個令她思索許久的小故事。在公教人員尚未開放探親之前，她曾依據父母、外婆的敘述，寫了一些懷鄉的文字，而后香港攝影家林東生特別千里 迢迢去到蒙古，為她拍攝許多家鄉的照片，并以圖文并陳的方式出了一本書《在那遙遠的地方》(圓神)。不料，席慕蓉的一位朋友卻心直口快地澆了她一頭冷水， 對她說：“無論如何，你寫的只是二手經驗。”這句話令她無言以對。

　　但是當她真正坐上返鄉的火車，親眼看到熟悉的站名一一躍入眼簾時，她所想到的，卻是更多父母當年告訴她的事情。比如 經過宣化，她想到的是母親說的，宣化的葡萄最好吃;車過張家口，她想到外祖父與伯父曾在這里辦過蒙文的編譯館，規模之大足有半條街。這時，席慕蓉突然明白 了，“原來文化就是這樣傳遞的”，“所有的一手經驗必須經過二手經驗，力量才會更強大。”這也是為什么當她來到母親的家鄉，想要尋找母親口中整個森林都是 香的，走也走不完的松漠樹海，卻發現這里連一棵松樹都沒有留下時，會如此震驚莫名，原來維持了數千年的郁郁蒼林，只要數十年就可以毀于一旦，就如同文革時 漢人用粗暴一元的價值觀，就可以輕易毀棄蒙古人的文化傳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