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也不曉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氣，自己抱著上五十幅油畫趕火車到歐洲各城里去展覽。不是整幅畫帶走，整幅畫太大，需要雇貨車來載，窮學生哪有這筆錢?我只好把木框拆下來，編好號，綁成一大扎，交火車托運。畫布呢?我就自己抱著，到了會場，我再把條子釘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憐我一個女孩子沒力氣，想幫我釘我還不肯，一徑大叫：‘不行，不行，你們弄不清楚你們會把我的東西搞亂的!’”

　　在歐洲，她結了婚，懷了孩子，贏得了初步的名聲和好評，然而，她決定回來，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

　　知道她離開歐洲跑回臺灣來，有位親戚回臺小住，兩人重逢，那親戚不再說話，只說：“咦，你在臺灣也過得不錯嘛!”

　　“作為一個藝術家當然還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人在車里，車在臺北石門之間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盤，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顧。

　　“他開車真‘驃悍’，象蒙古人騎馬!”有一個叫孫春華的女孩子曾這樣說她。

　　驃悍就驃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車好路，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氣風發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