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文學形象，是讀者在閱讀文學言語系統過程中，經過想象和聯想而在頭腦中喚起的具體可感的動人的生活圖景。”也就是說，文學形象是可供讀者審美、品讀的。因此，知青形象作為文學形象的一種，它同樣具有自己的特征。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一、知青形象的悲劇性

　　從“十七年”到“文革”，幾乎所有的人物形象創作都處于政治話語的支配之下，這種政治話語不僅規定了人物形象創作的方向，而且放逐了其藝術個性，使人物形象呈現出單一性。特別在“文革”期間，文學完全成為政治的附庸，文學的創造性和藝術性蕩然無存，因此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帶著濃濃的政治意味，成為政治的“傳聲筒”。進入新時期，這種局面得到改善，“文學以悲劇精神恢復了自己的尊嚴，實現了自己的新時代復歸和創造。"四而一代知青作家初登文壇時，正值中國剛剛結束十年動亂的歷史悲劇。所以，知青文學作品也是以悲劇開始，以一種雄渾而又悲壯的情感、蒼涼而沉郁的筆調向“極左路線”和荒謬的時代進行血與淚的控訴。知青作家們在小說中通過塑造知青形象來揭露知青一代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和折磨，展示了他們靈魂深處的痛楚，控訴了那個時代的罪惡。小說中的悲劇人物，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十年內亂所造成的摧殘人性、漠視人格的社會悲劇，展示了一代人的悲劇性命運。因此，悲劇性是新時期小說中知青形象最具沖擊力度的表現。

　　竹林《生活的路》中的譚娟娟、盧新華《傷痕》中的王曉華和孔捷生《在小河那邊》中的嚴涼最先唱出了這一代人的人生悲歌。這是一代知識青年對那段歷史的痛苦的覺醒。竹林《生活的路》中的譚娟娟身上集中體現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所經歷的種種痛苦與矛盾。單純善良、有著美好理想的譚娟娟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就直接面對現實生活的殘酷，她只能機械地承受著生活的重壓，聽任命運的擺布，最終精神崩潰，在恍惚中死去。譚娟娟的悲劇控訴了真誠被愚弄、生命被毀滅的真實情狀。甘鐵生《聚會》中的丘霞，是回城無路的不幸者們的代表，她強顏歡笑，苦中作樂，最終以生命來控訴自己所經受的苦難和心靈的傷痕。通過這些形象的塑造，我們對知青一代在那段荒謬的日子里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所經受的巨大苦難有了切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