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的短篇小說《流沙》回望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蘇北鄉鎮，一種專屬于中國“前現代”時期的慵懶“村氣”氤氳生起。作家筆下首創的“村氣”二字實頗為傳神，頓時將地域的封閉性與人群意識的鈍拙醒目點染開來。但值得注意的是，講這樣的一類鄉土故事，“村氣”是踏板，也往往是羈絆。

　　而宋世明敘事策略的精巧之處在于，首先讓“我”隱在鄉民之中，令“村氣”如霧，繞纏己身。于是，我們借得了流沙縣十二歲小鄉民的眼光，來打量定期巡游賣藝的外來人――楊鐵錘和他的一對子女楊小虎、楊小妮，《流沙》也由此被導入了一個清晰區隔自我與他者的敘事格局中。須承認，無論是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記錄里，抑或小說的故事講述間，這種“自我――他者”的兩分格局都可稱做“經典式”的。

　　何謂“他者”（The Other）？此一概念在當下人文學科的眾多領域里頻繁出現，現象學、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和后殖民批評等等學科流派中皆可見此“關鍵詞”。“他者”含義既多，運用途徑亦五花八門。然而萬般“他者”指稱，不離其宗地，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即：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者，皆為“他者”。“他者”也暗示了邊緣、低級、被排擠的狀況。具體地對流沙鎮眾鄉民而言，外鄉人楊鐵錘一家顯然是不折不扣的“他者”。但《流沙》更為有趣，也更值得探究之處在于，小說語境中的“我”連同流沙縣里的“我們”，究竟如何對“他者”的性質做出判定？說白了也就是，外來者為何物？或視之為何物？

　　在《流沙》之前，文化史中早已充斥著諸多以賣藝外鄉人為主角的“他者”故事，據我所知，流傳得最為深廣的當屬德國的“彩衣笛手”。它講的是1284年間德國哈默爾恩城遭受大鼠害，居民束手無策間，從遠方來了身穿斑斕彩衣的笛手施皮格爾伯格（所有的賣藝外鄉人的身影，皆或多或少與我們的小說主人公楊鐵錘相似）。與市民商定好將城里的老鼠全部趕走的酬勞后，他便吹響了手中的笛子。大大小小的老鼠竟鬼使神差地跟隨著這位賣藝人，躍入城外的河里，全部淹死。事后市民們卻忘恩負義，拒不付酬。于是，“彩衣笛手”再次吹響笛子，城里人家的百來個孩子便如老鼠一般緊隨其后，朝著城東的一座高山走去。到得了山下，大地裂開，將可憐的孩子們吞沒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