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是很有意思，好像專門愛跟人類開玩笑，有時還不是跟一般老百姓開玩笑，而是跟大人物開玩笑。太遠的不說，就拿文學研究來說，歷史的發展就跟教授專家們，特別是美國的漢學教授們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玩笑。

　　早在50年代，由于當時的政治空氣，很少有美國漢學家贊揚中國的古典文化。現在我找到的資料中，不乏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非難之作。就文學方面而言，有一位漢學家認為：中國古典小說缺乏藝術的統一和完整，有些小說中包括著與主旨無關的插曲（指話本）。另外，還認為中國小說缺乏個人的獨創性，許多故事都是從前人那里借來，總是改編來改編去。

　　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治形勢變了，于是就有漢學家起來反駁這種論斷。他們以口頭文學（話本）的具體臨場表演為由，說明沒有抽象的統一性，只有在不同的具體臨場表演情況下特殊的統一性。話本的統一性，不能由后來歐洲的書面小說的統一性來衡量。至于個人獨創性，則不能以故事情節的借用而加以抹殺。一位漢學家很是雄辯地說：“在本世紀很少有什么書的獨創性能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樣得到更多的仰慕。但是人們往往傾向于忽略在這部小說背后的荷馬的故事。就是喬伊斯的獨創性也不完全是從這位作家腦子里蹦出來的，而是在仔細研讀古典作品后產生的。如果喬伊斯在波甫和德萊登時代寫作，《尤利西斯》無疑會被認為是‘模仿之作’。”

　　所有這些問題，由于提出時缺乏深度，因而也就很好解決。但是有些問題卻不那么簡單，提出時有一點深度，因而就不可能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被三言兩語地解決掉。

　　我說的是，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小說缺乏第一人稱傳統，而且即使是第三人稱的敘述，也越來越不是作為故事的.見證（所見、所聞、所觀、所感），而是全能全智的第三人稱敘述者。

　　對這種傳統，即使完全站在為之辯護的立場上的漢學家也不是沒有保留的。有一位漢學家甚至不管《左傳》并非文學作品，大加贊賞《左傳》第三人稱敘述者的客觀，很少主觀的評論和介入。認為這種完全是“實錄”的語言達到非常精練的程度。他舉出周天子送給齊桓公一塊肉的場景：《左傳》只寫了齊桓公四個動作：“下，拜，登，受”，他說《左傳》把“無關要緊”的語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驚嘆的。“在整部《左傳》中幾乎沒有什么形容詞，而副詞就更少了。”

　　但是，他又提出這種敘述方法也有缺陷，那就是作者只報告人物的行為和語言，并不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這就使讀者懷疑人物在行動后面的真正動機何在。他舉出了《鄭伯克段于鄢》說：許多評論者幾乎一致譴責鄭莊公“虛偽”、“陰險”、“毒辣”，但是，從《左傳》所記的他的言行來看，對于他心懷偏袒的母親以及他野心勃勃的兄弟已經是很寬容了。鄭莊公順從母親給了弟弟許多特權，直到這位弟弟造反了，他才把弟弟擊敗，并一怒之下把他母親流放到別處去；后來立刻又后悔了，想方設法把她迎回來。在他看來，鄭莊公不但不虛偽，相反地充滿了真正的人性的困擾。他這樣說，本來是為了證明中國第三人稱敘述的局限，但結果卻是顯示了其優越。那就是這種不直接涉及內心世界的敘述包含著現實人生更多的復合性和多元性的內部關系，為讀者提供了多種理解的可能，這是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已經大加肯定了的一種高度精致的敘述效果。西方文學很重視內心感覺動機的分析和描述，從他們的文化背景出發，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第三人稱敘述，往往不是忍不住發出微詞，就是對其藝術效果大惑不解。1971年英國出版了全譯本《金瓶梅》，譯者愛格登在前言中也說：“《金瓶梅》是用一種電報文體寫成的。”“在文學技巧的運用上，它最經濟地寫出了必要的東西。”“它的敘述是如此詳細以至不須刻意追求氣氛的描寫。”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敘述方面，許多西方理論家都放棄了理論的解釋，其實這是因為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的海明威。海明威就是以“電報文體”著稱于世的，他也主張盡可能用動詞和名詞，少用形容詞和副詞。西方古典文學中的心理分析和描寫的傳統到了本世紀20年代在海明威那里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而西方的漢學家至今還沒找到海明威和中國的古典敘事方法在邏輯上的聯系，這似乎是一個玩笑，然而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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