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之死是宋朝歷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德英雄之一。連蒙古人也承認：“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以文天祥之死論中國歷史上的族群和國家觀念，更多熱點雜文閱讀歡迎訪問(www.nvnqwx.com/wenxue)。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傳統社會中那些從表面看來很像近現代民族主義訴求的種種表述，至多只能稱作是某種“伴生性的原民族主義” (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張。文章舉了被很多人誤認為是代表了傳統時期中國民族主義典型立場的文天祥的例子，來說明“伴生性原民族主義”與近現代民族主義之間的重大區別。

　　文章指出，在傳統中國，與族裔認同相比，政治認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張力，但并不相互顛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認同，也就是王朝國家認同。文天祥等人的做法，并不是出于現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義立場。他們所表達的，是一種“遺民”立場。

　　對于遺民的這種道德約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這就是儒家道德對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這個要求，因此成為偉大的道德英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具有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義立場。如果以此苛求古人，看來像是在拔高他，實際上卻是對他真實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當代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是漢族以及諸多的中國少數民族一起參與中國國家構建的共同歷史成果。中國的疆域，是分別由數十個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個不同民族共享的場合下世代居住的歷史家園所構成的。

　　中國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統治的意識嗎?

　　12世紀，南宋將領岳飛面對自己國家的北部領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嚴峻局面，在一首中國人都知道的詞里寫道：“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比岳飛稍晚，一個出使金國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寫他在宋朝故都開封城的地標“州橋”遇見當地百姓的情景說：“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問使者，幾時真有六軍(天子統領的軍隊)來?”錢鍾書以為，在女真國家統治下的北方漢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攔住宋使臣高聲問話。但他同時又引用其他幾種史料，證明本詩確確實實傳達了藏在他們心里的真正愿望。

　　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這個口號來動員反元：“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在此之前，他還說過：“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

　　此種意識也同樣生動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統治華北的事實的議論中：“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

　　這些只是很多類似例證中之最廣為人知者。因此，若問中國古人有沒有不愿意受外族統治的意識，答案是“有”。但這其實不止是一個簡單的有無問題。所以需要對這種意識作以下四點更深入的說明。

　　明人臨摹宋畫《胡笳十八拍》。長期處于契丹人統治下的北方漢人，并不因為朝廷與自己之間在文化、族屬上的差異，以及他們對這種差異的不滿，而動搖對于遼王朝的政治忠誠。

　　第一，這種意識反映出對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鮮明而強烈的意識，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確感知的，還不止是文化差異，而已經從文化差異被提升為一種族群的、即對是否出于共同血統的認知與區別。在這里，“夷狄”指的就是與漢人不相同的族群。請看下面一段話：“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食祿北朝(此指遼朝)，不絕如線。然未嘗少忘遺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雖愚憨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欲舉家貪生，南歸圣域。”

　　為了理解這段材料，需要對它的背景作一簡單介紹。12世紀初的中國，統治著大部分漢地社會的是宋王朝。但漢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區，則位于宋朝之北的遼王朝版圖之內。這時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從遼朝的東北邊境發展起來。金先攻滅遼朝，占領了屬于遼的那部分漢地，后來又進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領了漢文化的發源地和歷來的根據地，也就是整個華北。所以在這段時期內，華北的漢人，在先后被迫接受遼、金統治之際，曾經歷過一個希望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歸宋朝的短暫階段。

　　說這番話的人叫李良嗣。他在這里明確使用的“族”，即是族屬或血統的概念。所以“左衽”或“右衽”，不僅是服飾差異問題，通過它體現的是夷夏之別的重大區隔。族的意識，在它帶有共同血統觀念的意義上，就是一種族群意識。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識并不必然地帶有排斥非漢族群之政治統治的意思。“遼國必亡”(遼亡當時還沒有成為事實，但說話的人認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歸順宋朝的前提。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想法。遼將亡之時，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無主，愿歸土朝廷”為言。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把這時還逃亡在外的遼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真，所以歸投南朝耳。”換言之，長期處于契丹人統治下的北方漢人，并不因為朝廷與自己之間在文化、族屬上的差異，以及他們對這種差異的不滿(甚至嚴重不滿)，而動搖對于遼王朝的政治忠誠。他們為此還這樣評論宋朝人對他們的誤解：“南朝(指宋人)每謂燕人思漢(此指漢族的宋政權)。殊不知自割屬契丹，已多歷歲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可見以君臣關系為標志的政治認同，可以超越對于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意識，超越對每個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統觀念，也就是對不同人群的族裔認同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意識。

　　明人臨摹宋畫《胡笳十八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