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之死是宋朝歷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德英雄之一。連蒙古人也承認：“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以文天祥之死論中國歷史上的族群和國家觀念，更多熱點雜文閱讀歡迎訪問(www.nvnqwx.com/wenxue)。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傳統(tǒng)社會中那些從表面看來很像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訴求的種種表述，至多只能稱作是某種“伴生性的原民族主義” (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張。文章舉了被很多人誤認為是代表了傳統(tǒng)時期中國民族主義典型立場的文天祥的例子，來說明“伴生性原民族主義”與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之間的重大區(qū)別。

　　文章指出，在傳統(tǒng)中國，與族裔認同相比，政治認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張力，但并不相互顛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認同，也就是王朝國家認同。文天祥等人的做法，并不是出于現(xiàn)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義立場。他們所表達的，是一種“遺民”立場。

　　對于遺民的這種道德約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這就是儒家道德對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這個要求，因此成為偉大的道德英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具有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義立場。如果以此苛求古人，看來像是在拔高他，實際上卻是對他真實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當代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是漢族以及諸多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一起參與中國國家構建的共同歷史成果。中國的疆域，是分別由數(shù)十個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個不同民族共享的場合下世代居住的歷史家園所構成的。

　　中國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統(tǒng)治的意識嗎?

　　12世紀，南宋將領岳飛面對自己國家的北部領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嚴峻局面，在一首中國人都知道的詞里寫道：“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比岳飛稍晚，一個出使金國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寫他在宋朝故都開封城的地標“州橋”遇見當?shù)匕傩盏那榫罢f：“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問使者，幾時真有六軍(天子統(tǒng)領的軍隊)來?”錢鍾書以為，在女真國家統(tǒng)治下的北方漢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攔住宋使臣高聲問話。但他同時又引用其他幾種史料，證明本詩確確實實傳達了藏在他們心里的真正愿望。

　　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這個口號來動員反元：“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在此之前，他還說過：“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

　　此種意識也同樣生動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統(tǒng)治華北的事實的議論中：“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shù)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

　　這些只是很多類似例證中之最廣為人知者。因此，若問中國古人有沒有不愿意受外族統(tǒng)治的意識，答案是“有”。但這其實不止是一個簡單的有無問題。所以需要對這種意識作以下四點更深入的說明。

　　明人臨摹宋畫《胡笳十八拍》。長期處于契丹人統(tǒng)治下的北方漢人，并不因為朝廷與自己之間在文化、族屬上的差異，以及他們對這種差異的不滿，而動搖對于遼王朝的政治忠誠。

　　第一，這種意識反映出對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鮮明而強烈的意識，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確感知的，還不止是文化差異，而已經(jīng)從文化差異被提升為一種族群的、即對是否出于共同血統(tǒng)的認知與區(qū)別。在這里，“夷狄”指的就是與漢人不相同的族群。請看下面一段話：“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食祿北朝(此指遼朝)，不絕如線。然未嘗少忘遺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雖愚憨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欲舉家貪生，南歸圣域。”

　　為了理解這段材料，需要對它的背景作一簡單介紹。12世紀初的中國，統(tǒng)治著大部分漢地社會的是宋王朝。但漢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區(qū)，則位于宋朝之北的遼王朝版圖之內。這時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從遼朝的東北邊境發(fā)展起來。金先攻滅遼朝，占領了屬于遼的那部分漢地，后來又進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領了漢文化的發(fā)源地和歷來的根據(jù)地，也就是整個華北。所以在這段時期內，華北的漢人，在先后被迫接受遼、金統(tǒng)治之際，曾經(jīng)歷過一個希望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歸宋朝的短暫階段。

　　說這番話的人叫李良嗣。他在這里明確使用的“族”，即是族屬或血統(tǒng)的概念。所以“左衽”或“右衽”，不僅是服飾差異問題，通過它體現(xiàn)的是夷夏之別的重大區(qū)隔。族的意識，在它帶有共同血統(tǒng)觀念的意義上，就是一種族群意識。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識并不必然地帶有排斥非漢族群之政治統(tǒng)治的意思。“遼國必亡”(遼亡當時還沒有成為事實，但說話的人認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歸順宋朝的前提。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想法。遼將亡之時，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無主，愿歸土朝廷”為言。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把這時還逃亡在外的遼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真，所以歸投南朝耳。”換言之，長期處于契丹人統(tǒng)治下的北方漢人，并不因為朝廷與自己之間在文化、族屬上的差異，以及他們對這種差異的不滿(甚至嚴重不滿)，而動搖對于遼王朝的政治忠誠。他們?yōu)榇诉€這樣評論宋朝人對他們的誤解：“南朝(指宋人)每謂燕人思漢(此指漢族的宋政權)。殊不知自割屬契丹，已多歷歲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可見以君臣關系為標志的政治認同，可以超越對于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意識，超越對每個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統(tǒng)觀念，也就是對不同人群的族裔認同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意識。

　　明人臨摹宋畫《胡笳十八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