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詩人韋應物能夠在大歷時期卓然而出，自成特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濡染盛唐風韻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從韋應物詩歌所體現出的詩人的精神面貌、詩風的延續以及詩歌的表現方式和藝術技巧等方面進行分析，力圖尋找韋應物詩歌和盛唐氣象的某些契合點。

　　關鍵詞：韋應物 盛唐余韻詩歌

　　韋應物作為大歷時期的一個特殊存在，他的詩歌迥異于當時的風氣而形成自身的特色，濡染盛唐風韻不能不說是其中原因之一。古人胡應麟稱：“蘇州五言古優入盛唐。”（《詩數》）賀貽孫認為：“中唐如韋應物、柳子厚諸人，有絕類盛唐者。”（《詩筏》）王士祺稱：“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①從前人的評論中已見端倪，今人也有同感認為韋詩可視為盛唐之音的延續②。但是這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本文將進行深入分析，以對韋應物詩歌有更好的把握。

　　一般而言，盛唐的昌盛景象是由其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文化藝術乃至時風習尚、人們的心態風貌等共同表現出來的，而其包含甚廣，韋應物詩歌表現出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或類似的韻致，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他的詩歌再現了盛世的輝煌，同時也表現出詩人昂揚的精神風貌。韋應物的生活經歷在大歷詩人中是比較特殊的，他出身名門望族，從小生活于太平盛世，一十五歲時不似其他詩人奔波于科舉求仕之途，而是因門蔭進入皇宮，成為玄宗的侍衛郎。他處于社會的最頂端，不僅享受榮華富貴，也浸染了盛世的恢弘自信與激情。雖然安史之亂的狂粼把他拋到仕宦的險徑上，但從縣尉到大州刺史，作官雖不算顯達，然官運尚可，總是逐步升遷的，自無遷滴之怨，一生中既無科舉失意落第的悲傷不平，也無干渴權貴的卑顏恥辱。正因如此，注定其精神風貌異于時人，而靠近盛唐士人。

　　韋應物對盛唐感受很深，他的青春、希望和理想都孕育于盛世當中，所以在其詩中不可避免的有許多盛世的回憶。晚年的《逢楊開府》追述了自己年輕時飛揚跋息、不可一世的形象：“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稽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捍”，《白沙亭逢吳雯歌》、《燕李錄事》、《與村老對飲》中都在不停的一遍又一遍的回憶著。在其歌行《溫泉行》、《驪山行》、《酬鄭戶曹驪山感懷》中描繪了與先皇出游時壯大威武的氣勢，詩人意寓諷刺，卻從另一個角度向我們展現了盛世的氣象：

　　主圣臣賢，萬國來朝，國泰民安，的確呈現出一幅太平盛世圖，詩人難忘盛世，更向往盛世，希望安史之亂后的唐朝也能如往昔一樣。“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間”（《寄馮著》）、“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謝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始除尚書郎別善福寺精舍》）、“明時重英才，當復列彤鬧”（《答令狐侍郎》）、甚至晚年時還寫詩“復睹開元日，臣愚獻頌聲”，一向剛直廉潔的詩人竟把唐德宗時短暫的安寧當作開元盛世，也正是這樣的夢想才使他從一次次閑居中出仕，而沒有象陶淵明那樣徹底歸隱。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鼓勵別人（親屬、朋友）也做一個循吏。他的一些優秀作品還表現了建功立業的慷慨激昂之情。《始建射侯》“一朝愿投筆，世難激中腸”則是直接抒發自己愿投筆從戎，為國除難的壯懷，還有《廣陵行》、《古劍行》等作品表現出來的雄放豪勇氣概在其他中唐詩人身上也少有，而這種志向與自信，是盛唐人所秉有的。

　　其次，韋應物的詩歌也是開元天寶詩風的延續。羅宗強先生曾指出：“在社會歷史的重大轉變時期，文風轉變常比政治、經濟上的變化要漫得多，大歷貞元年的盛唐余韻便是一例。從這一點來講，大歷詩人或多或少有一些詩、句雖呈現出盛唐余韻，但在這些人中，那種昂揚風貌，那種風骨和那種渾融一體的興象韻味，韋應物無疑是表現的特別明顯的一個。”③從開元末到天寶年間至安史之亂爆發之前，詩歌創作有三個明顯趨勢：“一是超脫現實，清高隱逸；二是正視現實，抨擊黑暗；三是憤世嫉俗，崇儒復古”。④這三種趨勢一度在大歷十才子那里中斷，而在韋詩中卻得到了延續。由張九齡、孟浩然開創而為王維所承襲推進的超脫現實、清高隱逸的詩風實際上也就是詩人不茍污濁、潔身自好，在清高超脫中顯露出的冰清玉潔、光明磊落的本色。大歷十才子縱有些“稱道隱逸的的詩歌，能沿襲王孟清新詩風的余緒，但終不可能得其高潔脫俗的格調。”。相反韋應物創作的大量山水田園詩，卻深得此派精髓，他的詩傳達的是寂寞幽獨與恬淡沖和的意緒，是清幽淡遠的氣韻，是詩人古雅高潔的自我形象的外化。韋應物立性高潔，淡于利祿。在其詩中一再申明決不會為外物所惑而改變節操。他所采取的人生態度就是道家的無為思想，退亦可，進亦可，順其自然。

　　由李杜高岑為代表的正視現實、抨擊黑暗的詩風在韋應物的社會政治詩中得到繼承，他的一些詩篇具有用新樂府新題寫時事和富于社會內容的特點，繼承了杜甫開創的用樂府舊題寫時事、即事明篇的新題樂府的寫作方式，成為盛唐杜甫和中唐白居易之間的一座橋梁，這在當時、在同時代詩人中是比較突出的。

　　天寶詩風中由蕭穎士、李華、元結為代表的崇儒復古、憤世嫉俗的創作趨勢在韋詩中也有延續。其詩《廣陵遇孟九云卿》高度稱贊了孟繁的詩歌“高文擊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眾女安得妍。”可見他對當時低沉柔靡詩風的不滿，這與李白倡導的“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擊頹波，開流蕩無垠”，（《古風》其一）孟浩然的。

　　“文章推后輩，風雅擊頹波”（《陪盧明府泛舟回》）的精神是一致的。且他自身也是追求古雅，倡導風雅精神的，評論一些詩人的詩也以此為標準，“環文溢眾賓，雅正得吾師”（《答長寧令楊轍》）、“對塌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淬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別人對其評價中也可看出，皎然《答蘇州韋應物郎中》“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孟郊評韋詩“章句作雅正，江山益分明”（《答蘇州韋郎中使君》）。

　　天寶的三個創作趨勢在韋詩中得到了自然的延續，使其詩在不自覺中濡染了盛唐風韻。

　　再次韋應物的詩在表現方式和藝術效果上，也從一些層面延續了盛唐風韻。嚴羽《滄浪詩話》中對盛唐詩歌有一段著名論斷：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胡應麟亦云：“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現，無跡可尋。”并稱“中唐逮減風神”。（《詩蔽》）合此二者可知。盛唐詩主要在興趣風神，句意深婉，言有盡而意無窮。韋應物有很大一部分詩具有此特色，許學夷指出：韋柳雖由工入微，然韋應物入微而不見其工。（《詩源辯體》）翁方剛“獨至蘇州，則起妙處全在淡處，實無跡可尋。”（《石洲詩話》）

　　韋應物詩不見其工，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感受方式和創作動機的獨特。本無意于詩，而觸景生情，其入目所見之景信手拈來，皆為詩料。正如王昌齡《詩格》中所云：“自古文章起于無作，興于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煉，發言以當，應物便是。”韋詩很少見刻削雕琢之痕，如“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淪海”、“歸掉洛陽人，殘鐘廣陵樹”被譽為“唐人興趣天然之句。”。“喬木生夏涼，流云吐華月”、“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一為風攤，但見山被形容為“正如祛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特秀。”這些詩句正體現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風格。

　　與此相連的是所產生的一種清淡空遠的韻味，蘇東坡稱韋柳詩既有“才”又有“韻”，發纖儂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⑧。以著名的《寄全椒山道士》為例全詩用筆空靈，寫詩人情思的轉換，由郡齋之冷想到山中之客，推己及人，想象山中之客澗底采薪柴、歸來煮白石兩個情節，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接著寫風雨之夕欲持酒相慰而難尋蹤跡角度著想，將詩境開擴到風雨飄蕭、落葉紛飛的空山，結尾憐然一問，竟使道士化為虛無，變更覺飄渺空靈，無跡可尋，這正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妙境。這類詩在韋詩集中比比皆是，如《登樓寄王卿》、《幽居》、《宿永陽寄璨律師》等。

　　綜上所述，詩人的精神風貌，以及詩風的延續，詩境的玲瓏透徹無不體現著盛唐的余韻，用韋應物自己的詩來概括就是“孤花表春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