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是中唐前期歌行體詩歌創作成就較高的詩人。下面我們就針對其歌行體詩歌進行分析。

　　韋應物成長于開天盛世，經歷了“安史之亂”，亂后多任地方中下級官員，對社會的盛衰巨變和民生疾苦有深刻體認。他在中國詩歌史上以平淡自然的山水田園詩著稱，被視為田園詩人陶淵明和山水詩人謝靈運的繼承者，如明代何良俊說：“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韋左司一人。”

　　韋應物描寫山水田園的五言古詩的確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致淹沒了他在其他詩體、其他題材上的成就。其中，歌行體詩歌就是這樣一類作品。從這些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心現實、憂國憂民的韋應物。這正是一個經歷戰亂、有思想的士大夫更應該具備的品質。而他在歌行“氣骨頓衰”的時期選擇含有興諷意味的歌行體詩歌來反映現實，更見出其精神的可貴。這種精神被稍后的白居易發現，他在《與元九書》中指出：“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與元九書》是白居易系統闡述其詩歌理論的文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強調詩歌的諷喻功能。關于唐代的諷喻詩，白居易認為連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所留的作品也屈指可數，可見他對諷喻詩的標準之高。但他卻認為韋應物的歌行“頗近興諷”。

　　陶敏先生等校注的《韋應物集校注》收“歌行”兩卷，共四十二首(本文韋應物詩歌均引自《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即以該書所收作品為對象，對韋應物的歌行體詩歌進行探討。從詩題來看，韋應物的歌行體詩歌可分為兩類：一是樂府古題及由古樂府衍生出來的新題歌行體詩歌，我們簡稱為樂府古題歌行體;二是自擬歌辭性詩題歌行體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