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是唐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詩人，詩風清淡，有著濃厚的隱逸思想。

　　蘇州人素來被認為是含蓄而低調，所以，稱贊一個人，哪怕心里有萬分感激，也不太會敲鑼打鼓地張揚的，在他們看來，感念一個人，在心里，就足夠了，所以，無論是白居易，范仲淹，抑或是劉禹錫，對于他們，蘇州人也僅僅是鄭重地喊一聲“大人”，唯獨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韋應物，韋蘇州這個名字，從蘇州喊起，縱使跑遍大江南北，也逃不脫了，韋應物，一個西北漢子，能在江南得這一美名，也著實不容易了。

　　大唐盛世，多不過繁華似錦，天朝大國，難免也會沒落，紛爭迭出。經過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大唐也是暗潮涌動。

　　如果不是那場經過長達8年“安史之亂”，韋應物應該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整天養花逗鳥的紈绔子弟，一個橫行鄉野的小混混。

　　韋應物是唐長安人。他出生于韋姓豪門(有唐三百年間，出了十多個貴為宰相的高級人才，時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俗語)，曾祖父是武則天時宰相，祖父做過宗正少卿。他少年時練習武藝，騎射本領不凡，中年后還作詩夸耀：“走馬上東崗，朝日照田野。野田雙雉起，翻射斗回鞭。”憑著門蔭和武藝，韋應物15歲就當上玄宗李隆基的侍衛三侍郎。

　　韋應物自己在詩中敘道：“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當時唐玄宗帶著楊貴妃到驪山度假玩樂，韋應物做為“警衛員”當然也相隨左右。

　　少年時代的韋應物，應是個十足的問題少年，據他自己后來的一篇懷舊詩“身作田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賭具)，暮竊東鄰姬。”中可以得知，韋應物當年仗著是皇帝跟前的人，家里藏著殺人亡命的逃犯，早上起來沒有事就賭博玩錢，晚上鉆墻逾穴偷人家的小老婆，而且喝酒胡鬧，一字不識，十足的惡少形象。這和韋蘇州集中的那些詩句無論如何也聯想不到一起。

　　世事總不會讓你如此一帆風順下去，于是，安史之亂來了。長安陷落，韋家的富貴錢財凋零殆盡，而唐玄宗的失勢，也讓韋應物風光不在，叛軍臨城，大兵壓境，唐玄宗倉皇出逃去了四川，平日里所有的生活與秩序，立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些平日出入宮闈、扈從游幸、無事生非的皇家侍衛，也紛紛下崗。

　　有的時候，一件小事，一個決定，足已改變人的一生，韋應物丟了官職，過了二三年逃難生活，跌入人生低谷。冷酷的現實迫使韋應物重新選擇生活道路，如果當時的他仍然如之前那樣渾渾噩噩，那么中國歷史上，也就少了一位大清官了，蘇州人也就沒有了一位“好市長”了。

　　所幸的是，他痛下決心，折節讀書，“把筆學題詩”，居然學詩有成，自為一家。

　　“安史之亂”以后，韋應物應舉入仕，歷任洛陽丞、高陵宰等地方官，他在蘇州做刺史三年，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理賦稅，勤政務，矜老疾，話艱難，帶病實實在在地為蘇州百姓操勞了三年。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位當年蘇州的“父母官”堪稱是一位難得的關注民生的“市長”，難怪當時的蘇州人對他自始至終愛戴有加，蘇州百姓都以“韋蘇州”這個美名來敬稱他。

　　在韋應物當蘇州刺史的三年里，他已經是重病纏身，辭官后，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自己租地耕種養活自己，公元792年，他溘然長逝，年僅55歲。

　　而對于他的詩詞，在他在世的時候，大家也沒覺得才華出眾，等他死了，才覺得好，這倒與梵高和他的《向日葵》命運很相似。

　　對于一個人的評價，時間往往是最好的裁判官，好與壞，往往也沒有明顯的界限，如果說韋應物的人生分為兩部分，也許歸根而言，總是功大于過的，至少，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已經不記得這個曾經的小混混的模樣了，這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