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是唐代大歷時期地方官詩人中一個卓異的個體，也是大歷詩壇一個獨特的存在。

　　大歷詩人能進入名家級的僅有劉長卿、韋應物兩人，而能開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則只有韋應物。可以這么說，沒有劉長卿，大歷詩并不感到缺什么，但若沒有韋應物，人們對大歷詩的價值聯想就將大打折扣。如此看來，雖同為名家，他們兩人之間仍有著數量級的差別，劉長卿是屬于大歷的，而韋應物則是屬于唐代的——王楊盧駱，李杜高岑，王孟韋柳，韓孟元白，李杜溫韋，在這樣一個關于時代流派之代表作家的傳統排名中，沒有劉長卿，卻有韋應物一席之地。為此，韋應物也成為大歷詩人中歷來評說最多的詩人，從他的人品吏道到詩風詩藝，自唐迄今都有許多人評論。應該說，韋應物創作本身的面貌大致已被揭示出來，現在還需要探索的我以為是這位詩人的詩史意義。本文擬圍繞韋應物作為地方官詩人的獨特性和作為唐詩名家的獨特性來談他創作中兩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高潔背后的世俗

　　詩人的生平，經孫望、羅聯添、傅璇琮諸先生考證，履歷基本明了。儲仲君先生將韋應物的創作劃為洛陽、長安——滁州、江州——蘇州三個時期，并指出每個時期詩人的情緒都有些起伏，他的生活道路“始終是按照出仕、閑居、出仕、閑居這樣的公式安排的，他的情緒也隨著這種變化螺旋式地運動著，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日本學者赤井益久幾乎在同時也從仕隱交替的特殊經歷入手探討了韋應物詩“高雅閑澹”風格的成因。他有趣地揭示出詩人各個生活階段與特定寺院的對應關系。

　　玄宗侍衛——武功寶意寺

　　洛陽丞——同德精舍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蘇州剌史——永定寺

　　圖式表明，詩人韋應物在他的一生中，從初仕到歸休一直都在重復著仕隱的循環。而每一次循環又都歸于佛寺，表現出某種遁世避俗的心理趨向。可以肯定地說，赤井先生列出的如下詩句并不是偶然的雷同：

　　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遒》，6.1932)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6.1949)

　　既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莊嚴精舍游集》，6.1974)

　　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再游西山》，6.1977)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秋景詣瑯琊精舍》，6.1978)

　　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神靜師院》，6.1979)

　　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同元錫題瑯琊寺》，6.1983)

　　這些作品足以顯示，詩人當時是如何強烈地感受到佛門與塵境的對立，并領悟佛門高曠幽遠的寂靜趣味，從而體驗到心境淡泊的愉悅適意。它們從宗教經驗的角度說，當然不是什么新鮮的感覺，倒不如說是當時詩歌的老生常談，或者說是“一般寺院題材作品的常套”(赤井語)。然而我們知道，“凡是老生常談，其間總隱藏著某種人們共同關心的東西。”在大歷這充滿苦難又缺乏生氣的時代，人們對現實普遍不滿卻又沒有改變它的愿望和信心，于是只能轉而尋求逃避和超越。寺院無論從哪方面說都為隱遁避世和精神解脫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而韋應物也就在一次次實際的皈依和愿望的吟詠中為自己塑造了一個高士形象。《唐國史補》卷下載：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后人經常是從李肇這則筆記中認識韋應物的，對他的高潔嘖嘖稱道。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一想，上面那種不厭其煩地在詩中表達的超脫塵俗的體驗，果真就是真正的超脫嗎?當然不是的。它只能說是一種逃避，而決不是超脫。真正超脫，超脫的過程和被超脫的塵境就不存在了，我們也就無從知道他的超脫和他要超脫的東西。

　　很顯然，韋應物并沒有真正地超脫，他只是努力在超脫。從這點上說，他遠不能和王維相比。只看他的隱逸一次又一次地被入仕所取代就知道他的功名之心、世俗之念決沒有冷淡。異邦人評韋應物，也許是局外人旁觀者清吧，倒能較準確地看出這一點。日本詩論家近藤元粹評《途中書情寄灃上兩弟因送二甥卻還》“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一聯說：“茍如此，何不速賦歸來乎?”

　　又評《雨夜宿清都觀》“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一聯說：“已知籠禽之困，何不決然學柴桑先生?”作為外國人，他對這種口是心非感到不解乃至冷言譏誚，是很正常的。而我們中國人則從陶淵明之后就已習慣了這種心口不一的現象。因為隱逸雖然從觀念上說很符合中國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免與他們現實的功利態度相悖。尤其在大歷那么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辭官隱居是不太現實的。

　　錢起就整天念叨歸隱，可一旦罷官馬上就因清貧而牢騷滿腹。韋應物也曾在《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一詩中表白自己的無奈：“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由于某些不愿明言的原因，他不能斷然歸去。即使因故罷官，一有機會他也要東山再起。有時他甚至說出一些與他的高士形象很不相稱的話。如《觀早期》詩：“愧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云路相追攀?”近藤元粹就指出“先生亦有欣羨之心矣。”至《洛都游寓》云：“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縶維。”近藤氏直斥之“未免鄙劣”。其實，以韋應物那么個少年驕縱、橫行朝市的回頭浪子，沒有一點鄙劣才是怪事，更何況這又是早期少年氣盛時的作品。令人驚異的是，到晚年任江州剌吏時，他還在《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詩里說：“紵衣豈寒御，蔬食非饑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

　　眾所周知象韓愈那樣的名利場中人，勗子富貴尚為人鄙;韋應物如此訓侄，豈能不落人話柄?近藤氏說此詩“勸獎他功名心，可笑又可鄙”，實在并不過分。由此我們看到了韋應物高潔背后的世俗的一面——在向往隱逸、抒發高蹈出世之志的同時，內心還縈回著對功名利祿的肯定和留戀。“所嗟累已成，安得獨偃仰”(《藍嶺精舍》)這類“千篇一律”(近藤語)的感慨，并不能證明他果真“素寡名利心”(《答故人見諭》)，而只表明他內心深處存在著“省己已知非”，“歸無置錐地”的矛盾沖突，表明在他身上也同樣存在著謝朓式的雙重人格——在觀念上志尚清虛，追慕淡泊寧靜的隱士生活，而在實際生活中卻留戀爵祿，耽于物質享受。當然，韋應物詩中除了追求靜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對物質享樂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終抖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