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汪曾祺》原文】

　　某種意義上，父親挺欣賞老莊式的淡泊的生活態度。

　　父親多年境況不順，坎坷頗多。他說，當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能夠熬過來靠的就是——隨遇而安。“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則是一種自我調適。

　　父親無官無職，無權無勢，對于名利，從不孜孜以求。

　　他干了幾十年，卻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級別，應該受什么待遇。1958年，他到河南出差，單位給他買了軟臥，他這才知道自己已經算是“高干”了。不過好景不長，出差回京不久父親便當上了“右派”，下放張家口勞動。后來平反了，他也沒向單位提出過什么要求。他當過北京市評定藝術職稱的高級評委，領過國務院的特殊津貼，都是懵懵懂懂得到的，自己從來沒爭過要過。直到辦完離休手續，領到離休證，父親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局級干部”。他寫文章，很少和人談稿費的問題，有人愿意多給固然高興，少給些也無所謂。

　　父親覺得，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

　　父親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就是作家應該有創作的自由，有權利寫自己覺得該寫的東西。建國后，按流行的政治標準衡量，父親明白，他的作品不會對時代發生直接的作用，他也樂于承認這一點;甚至坦言，他的藝術觀點不怎么招人喜歡。對此父親并不在意，該怎么寫還怎么寫。

　　父親的文章一般都是氣靜心平，娓娓而談。但他并不是不會言詞激烈甚至開罵。我上大學的時候，一次寫作基礎課要寫小說，便找了一件在工廠當爐前工時親身經歷的事做題材——一次上夜班，由于工廠領導瞎指揮造成漏鋼事故，形勢十分緊張，工人連夜奮力搶救，保護了設備，但已經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廠里廣播站卻高聲宣揚，由于領導英明，指揮得力，才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我在小說的結尾寫道：搶修了一夜的工人已經精疲力竭，在澡堂里迷迷糊糊聽著這樣顛倒黑白的廣播睡著了。小說寫成之后拿給父親看，他提了一個意見：“結尾不好，太平。應該是工人聽了這樣的廣播之后，罵了一句——‘他媽的!’”“他媽的”能寫進文章嗎?不僅不雅，領導若看到了會高興嗎?但父親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非如此不可，這是小說人物的必然反應。寫小說要以生活為基礎，刻畫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