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風格是和他的氣質有關系的。布封說過：“風格即人”。中國也有“文如其人”的說法。人和人是不一樣的。趨舍不同，靜躁異趣。杜甫不能為李白的飄逸，李白也不能為杜甫的沉郁。蘇東坡的詞宜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柳耆卿的詞宜十三四女郎持紅牙板唱“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中國的詞大別為豪放與婉約兩派。其他文體大體也可以這樣劃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因為什么，豪放派占了上風。茅盾同志曾經很感慨地說：現在很少人寫婉約的文章了。十年浩劫，沒有人提起風格這個詞。我在“樣板團”工作過。江青規定：“要寫‘大江東去’，不要‘小橋流水’!”我是個只會寫“小橋流水”的人，也只好跟著唱了十年空空洞洞的豪言壯語。三中全會以后，我才又重新開始發表小說，我覺得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樣子寫小說了。三中全會以后，文藝形勢空前大好的標志之一，是出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作品。這一點是“十七年”所不能比擬的。那時作品的風格比較單一。茅盾同志發出感慨，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風格，要能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并且，應該不客氣地說，欣賞自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一個人很少愿意自己是另外一個人的。一個人不能說自己寫得最好，老子天下第一。但是就這個題材，這樣的寫法，以我為最好，只有我能這樣的寫。我與我比，我第一!一個隨人俯仰，毫無個性的人不能成為一個作家的。

　　其次，要形成個人的風格，讀和自己氣質相近的書。也就是說，讀自己喜歡的書，對自己口味的書。我不太主張一個作家有系統地讀書。作家應該博學，一般的名著都應該看看。但是作家不是評論家，更不是文學史家。我們不能按照中外文學史循序漸進，一本一本地讀那么多書，更不能按照文學史的定論客觀地決定自己的愛惡。我主張抓到什么就讀什么，讀得下去就一連氣讀一陣，讀不下去就拋到一邊。屈原的代表作是“離騷”，我直到現在還是比較喜歡《九歌》。李、杜是大家，他們的詩我也讀了一些，但是在大學的時候，我有一陣偏愛王維，后來又讀了一陣溫飛卿、李商隱。詩何必盛唐。我覺得龔自珍的態度很好：“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有一個人說得更為坦率：“一種風情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有何不可。一個人的興趣有時會隨年齡、境遇發生變化。我在大學時很看不起元人小令，認為淺薄無聊。后來因為工作關系，讀了一些，才發現其中的淋漓沉痛處。巴爾扎克很偉大，可是我就是不能用社會學的觀點讀他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是到近四十歲時，因為成了右派，才在勞動改造的過程中硬著頭皮讀完了的。孫犁同志說他喜歡屠格涅夫的長篇，不喜歡他的短篇;我則剛好相反。我認為都可以。作家讀書，允許有偏愛。作家所偏愛的作品往往會影響他的氣質，成為他個性的一部分。契可夫說過：告訴我你讀的是什么書，我就可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作家讀書，實際上是讀另外一個自己所寫的作品。法郎士在《生活文學》第一卷的序言里說過：“為了真誠坦白，批評家應該說：‘先生們，關于莎士比亞，關于拉辛，我所講的就是我自己。’”作家更是這樣。一個作家在談論別的作家時，談的長長是他自己。“六經注我”，中國的古人早就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