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什么要到“內地”來?不大可解，也沒有人問過他。自然，你現在要是問我究竟為什么大老遠的跑到昆明過那么幾年，我也答不上來。為了抗戰?除了下鄉演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沒有為抗戰做過多少事。為了讀書，大學都“內遷”了。有那么一點浪漫主義，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向往大后方。總而言之，是大勢所趨。有那么一股潮流，把我一帶，就帶過了千山萬水。這個人呢?那個潮流似乎不大可能涉及到他。我們那里的人都安土重遷，出門十五里就要寫家書的。我們小時聽老人經常告誡的兩件事，一是“萬惡的社會”，另一件就是行旅的艱難。行船走馬三分險，到處都是扒手、騙子，出了門就是丟了一半性命。他是四十邊上的人了，又是站柜臺“做店”的。做店的人，在附近三五個縣城跑跑，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對于各地的茶館、澡堂子、妓院、書場、鎮水的銅牛、肉身菩薩、大廟、大蛇、大火災……就夠他向人聊一輩子，見多識廣，社會地位高于旁人，他卻當真走了幾千里，干什么?是在家鄉做了什么丟臉的事，或慪了氣，一跺腳，要到一個親戚朋友耳目所不及的地方來創一番事業，將來衣錦榮歸，好向家中妻子兒女說一聲“我總算對得起你們”?看他不像是個會咬牙發狠的人。他走路說話全表示他是個慢性子，是女人們稱之為“三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來”的角色。也許是有個親戚要到內地來做事，需要一個能寫字算帳的身邊人。機緣湊巧，他就決定跟著來“玩玩”了?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來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種人。

　　到我們認識他時，他開了個小館子，在我們學校附近。

　　大學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強的人。初到昆明時，大家的口袋里還帶著三個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時還能接到一筆匯款，稍有借口，或誰過生日，或失物復得，或接到一封字跡娟秀的信，或什么理由都沒有，大家“通過”一下，就可以派一個人做東請客。在某個限度內還可以挑一挑地方。有人說，開了個揚州館子，那就怎么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