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書齋中的周作人信筆寫了《故鄉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蟲魚”系列的先聲，亦暗潛其懷鄉之意(雖文中偏說“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這一篇后來流傳頗廣，許多人都知曉。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之情狀(周為浙江紹興人，汪為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眾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來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后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世態人情、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后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后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覽志》、《清嘉錄》中關于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不過，亦是有相異之處的，周作人信手拈來日本將黃花麥果稱為“御形”，摘出《俳句大辭典》中描寫紫云英的語句，汪曾祺筆下未出現域外的記載。其中緣由，苦雨齋精通希臘語、日語、英語等多國語，對其文化之熟稔更是到了令人驚異的程度，游刃有余自不待言;汪曾祺自己亦遺憾未學通別種語言(他在西南聯大是個散漫的學生)，難引他國文化與本土比較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