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當代文壇上，汪曾祺的作品是獨特的。他以輕淡的文筆些平常人事，不追求大人物、大事件、大題材，只在平常人事上落墨，開掘大精神、閃光點;文章結構大巧若拙，看似隨心所欲，實則苦心經營，看似閑筆滿篇，實則行止自如，無序之中有序，為文無法而至法;語言表現為流動的美、靜止的美和生活的美，流動不拘，無跡無礙。

　　一 、以輕淡文筆寫平常人事

　　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郵的一個士大夫家庭，“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1]教導汪曾祺讀《論語》，寫初步的八股文，這位祖父非常疼愛這位三房的長孫，“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家庭的祖父對孫子的偏愛，也僅僅能表現到這個程度”。[2]

　　汪曾祺的父親王菊生，“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多才多藝”，[3]而且“我的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坐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十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輩的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4]

　　在這樣一個幸福的童年里，汪曾祺的每一寸時光都是柔軟的。大運河穿城而過，他盡情地欣賞著河里的漁舟、大淖的嵐煙、大堤下的鴿背、菩提庵的法事、戴車匠的車床、小錫匠的錘聲……在這個純樸、褪色的小城里，汪曾祺聞到了一種辛苦、篤實、清甜、微苦的生活氣息。

　　汪曾祺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畢業，教他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在高先生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響最深的是明代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得文筆寫平常人事，親切而凄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里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5]

　　如此的環境直接影響了汪曾祺的寫作風格，在他的作品中不會有金剛怒目似的憤恨之筆，只會充滿菩薩低眉似的輕淡之文。然而這種輕淡之筆并不是對世事的冷漠，漠不關心，恰恰相反，汪曾祺的輕淡之筆下蘊含的是對這個輕甜、微苦的世界及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們的深沉的愛，這種輕淡是絢麗之極的輕淡，是融入豐腴的輕淡，也只有在這種輕淡之筆下，平常的人事才會顯現出和諧之美。汪曾祺的作品中塑造了各式各樣的任務，在他的筆下，有販水果的葉三們，有畫畫的季匋民們，有走碼頭賣藝的王四海們，有開炮仗店的陶虎臣們，有醫病的王淡人們……他們是那么的平常，如滄海一粟，在世界三千，眾生蕓蕓之中，不辨你我。作為一個單獨的生命個體，他們身上又透露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們都有著一顆仁愛的心，善良正直，熱情誠摯，多情重義，舍己為人，頗有上古之風，又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