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汪曾祺創作小說的黃金時代是八十年代，他的《受戒》、《大淖記事》對所謂“尋根”小說的興起產生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他的文字的貴氣源自他是傳統文化的薪火傳人，在文脈上是沒有斷過氣的。故汪先生寫小說，寫散文小品，文字雖白得不能再白，卻字里行間釋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氣、雅氣、書香才子氣，仿佛是“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好東西藏在底里。凡汪先生的小說文章，我見之必讀，讀之必愛不釋手。我喜歡他文章里有而別人文章里無的那樣一種調子，那樣一種氣場，及那樣一種溫度。

　　“歡樂”似乎確是汪曾祺賦予《受戒》的“意義”，他說：“我的作品的內在的情緒是歡樂的。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份快樂，尤其是今天。”黃子平對此的描述是“悲憤哀傷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學天空中驀然出現了一抹‘亮色’，卻不是主張‘走出傷痕’(其實是‘粉飾傷痕’)的批判家們所希望的那種‘亮色’。”(《汪曾祺的意義》，1989)不能不說，《受戒》不僅是對新時期之前的共和國文學“不談愛情”、“政治掛帥”、“主題先行”的反叛，同時也構成對同時期方興未艾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反撥。

　　汪曾祺強調“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對于生活的信心的”，無外乎是希望讀者借助小說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難與悲情的迷思，平復過于哀傷的人心。稍具反諷意味的是，這種對現世人心的撫慰，卻是通過抒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舊夢”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