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汪曾祺這樣一個重視地域文化書寫的高郵作家，細致地將高郵文化中的地理環境、禮儀制度、風俗人情、價值取向、方言俗語相融合，將它們多樣化、綜合性地融匯在文學作品中。

　　改革開放初期，也是現代西方文明被國人廣泛認可和推崇的時期。在西方的價值觀念被普遍接受的同時，中西方的文化沖突悄然而至。人們在感嘆西方部分文化優越性的同時，也可能忽視本國的民族傳統文化。美國小說家赫姆林·加蘭在《破碎的偶像》中曾強調：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的生命力的源泉。汪曾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曾說：“我以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成分，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風俗，即地域文化的外在顯現。汪曾祺充分認識到地域文化對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他堅持在文學創作中回歸傳統文化，用文學中的地域文化叩響文化個性的大門。

　　自1980年開始，高郵作家汪曾祺開始了井噴式的創作，他用《受戒》《大淖記事》《異秉》《侯銀匠》等小說和《故鄉的食物》《故鄉的元宵》《端午的鴨蛋》等散文精心營造著高郵水鄉。他巧妙地運用對高郵鄉土故人故事舊風舊俗的描繪，展現高郵的地域文化，構造高郵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壇備受推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對高郵地域文化的精彩呈現，對鄉土文學的全新演繹。魯迅、趙樹理等人的鄉土小說雖也以故鄉為背景進行創作，但是表現主題中多包含對愚昧的鄉土舊禮俗的批判。而汪曾祺的鄉土文學則另辟蹊徑，他的創作緊扣高郵水鄉的故人往事、街談巷聞、市鎮風俗，用質樸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語言，為我們鋪展開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高郵風情畫，為我們勾畫出高郵這片土地的風俗美、人情美。他用文字全力表現高郵的地域文化，用文學竭力探索中華民族的文化個性。地域文化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具體表現在水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和民間語言文化四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