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說以其散文化的風格成為新時期文壇上散文化小說的代表，清淡的文筆，自由散漫的風格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風格與敘事藝術，歡迎大家閱讀!

　一、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風格

　　小說的散文化淡化了情節，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所呈現的是原生態，抒情性無疑是散文化小說的最顯著特征。此外，現代以來的散文化小說打破了小說結構的戲劇化傳統，忽略結構剪裁，淡化情節事件，隨意著筆，這種“非戲劇性”的寫作使小說創作更為自由和靈活，是散文化小說的另一個特征。在汪曾祺的筆下，人與人、人與自然，無不呈現著平和、安詳，聲音、色彩、神情、動作都是靜靜的，帶著懷舊、隱逸的調子。汪曾祺的小說就以這樣獨特的散文氣來繪人、敘事，情節虛實相間，藝術氛圍平淡安靜，呈現出溫柔敦厚的美，具有明顯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關注點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題材

　　汪曾祺認為“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想。”[1]汪曾祺不刻意關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觀者，他對生活有著獨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關懷。《八月的驕陽》敘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愴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轟轟烈烈地開展著殘酷的運動，凡俗百姓卻沒有深刻的體會，他們交流的多是家常話語，這話語中透露出對荒唐時事的難以理解和懼于理解。“文革”本是一個重大嚴肅的歷史性的題材，但汪曾祺并沒有描寫宏大的場面、深重的災難，而是把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悲劇隱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動著平和溫情，遮蔽的卻是邪惡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殘的生命。

　　(二)淡化情節

　　中國的古典小說，在結構上往往都經過作者的精心安排，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起承轉合，遵循嚴謹的章法結構。但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說并不是由一個完整的故事或連續的事件構成的，是瑣碎的，事件之間甚至毫無關聯。汪曾祺也說：“我的一些小說不大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太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很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覺得就不大真實。”[2]《大淖記事》的中心事件是十一子和巧云的愛情故事，但作者的筆觸由大淖的來源及周邊環境，寫到輪船公司和當地的風俗，然后才將目光聚焦在巧云一家，真正正面描寫兩人感情的篇幅只占很少一部分。

　　(三)虛化人物

　　汪曾祺的小說中事件的鋪敘只是為了襯托氛圍，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是小人物，過著簡單、平凡的生活，他們身上被沒有被寄予某種重大的意義，也沒有復雜的心理描寫。汪曾祺曾提出“氣氛即人物”，這一主張突出了作者的主觀感受，遵循了散文化小說抒情的特征，跌宕起伏的情節、華麗的語言、復雜曲折的的人物內心被作家的情思、小說的意境代替，氛圍的渲染成為小說的結構中心。“小說的構思不再是由形象到觀念，而是由意念到形象，從意念到具象，人物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給人的印象是近似于一種風景畫集成，人雖然在意境中凸出，但最終與自然融為一體。”[3]在小說《陳四》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描寫風俗民情，彌漫的是一種原始蒙昧的文化氛圍，踩高蹺的陳四被打、生病，在這種情景下顯得自然而然。

　　(四)小說結構松散

　　汪曾祺認為散文化小說最明顯的特征是外部結構松散，他曾這樣說自己的小說：“我的小說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 [4]雖然汪曾祺的小說就如自己所說“為文無法”，但在他悠悠然的敘述中，情節、人物都被自然地串聯起來，顯得閑適靈動而非一盤散沙。作者寫大淖周圍的環境，寫賣紫蘿卜、賣風菱，寫挑磚瓦石灰、挑鮮貨，作者是真正的細致觀察過生活，才會有如此的絮叨和松散，這種閑散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營造出故事的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作者娓娓道來，顯得真實生動，散而有味，形散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