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說“千萬不要冷嘲”，這是對于生活的態度，也是寫作的態度。我在舊社會，因為生活的窮困和卑屈，對于現實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讀了一些西方的現代派的作品，對于生活形成一種帶有悲觀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態度。

　　有的作家、評論家問我，小說里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說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就是作家對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對生活的思索。我覺得，小說的形成當然首先得有生活。我比較同意老的提法：“從生活出發”。但是，有了生活不等于可以寫作品，更重要的是對這段生活經過比較長時間的思索，它到底有什么意義?寫作要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或積淀，所謂醞釀和積淀，實際上就是思索的過程。有的人生活很豐富，但他并沒有成為一個作家。

　　我在內蒙認識一個同志，這個同志的生活真是豐富。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打過游擊，年輕時候從內蒙到新疆拉過駱駝。他見多識廣，而且會唱很多民歌。草原上的草有很多種，他都能認識。他對草的知識不亞于一個牧民。

　　他是好飯量、好酒量、好口才，很能說話，說得很生動。他說過很多有關動物的故事，不像拉封丹寫的寓言式的故事.是生活里的故事，關于羊的啰、狼的啰、母豬的啰，他可以說很多，但是他不會寫作。為什么呢?因為他不善于思索。我覺得要形成一個作品，更重要的是對于你所接觸的那段生活經過長時期的思索。有時候，我寫作品很快，幾乎不打草稿，一遍就成，但是我想的時間很長。

　　我寫過一篇很短的小說《虐貓》，大約九百字，從一個側面反映文化大革命對人性的破壞，不但是大人你斗我、我斗你，連小孩子都非常殘忍。我最后寫了這幾個孩子把貓放了，表示人性還有回歸的希望。這個結尾是經過幾年思索才落筆的。

　　我還寫過一篇小說，是寫我在昆明見到的一個小孩。那小孩未成年，應該是學齡兒童，可他已掙錢養家，因為他家生活很苦，他老挎一個橢圓形的木桶，賣椒鹽餅子西洋糕。所謂椒鹽餅子就是普通的發面餅子，里面和點椒鹽，西洋糕就是發糕。他一邊走一邊吆喝賣，我幾乎每天都聽到他吆喝。他是有腔有調的：“椒鹽餅子西洋糕”，譜了出來就是“556—6532”。這篇小說我前后寫了四次。

　　結尾是，有一天，這孩子放假，他姥姥過生日，他上姥姥家去吃飯，衣服穿得干干凈凈的，新剃了頭。他賣椒鹽餅子西洋糕時，街上和他差不多年齡的上學的孩子都學著他唱，不過歌詞給他改了：“捏著鼻子吹洋號”。他跟孩子們也沒法生氣。放假那天，他走到一個胡同里頭，回頭看沒有人，自己也捏著鼻子，大喝了一聲：“捏著鼻子吹洋號”。

　　寫了以后覺得不夠豐滿，我就把在昆明所接觸的各種叫賣聲、吆喝聲，如賣壁虱藥的、賣蚊香的、賣玉麥粑粑的、收破爛的，寫了一長串，作為小孩的叫賣聲的背景。這樣寫就比較豐滿，主題就擴展了一些，變成：人世多苦辛。

　　很多人活著都是很辛苦的，包括這個小孩，那么小他就被剝奪了讀書、游戲的機會。

　　我的小說《受戒》，寫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那篇小說的生活，是四十三年前接觸到的。為什么隔了四十三年?隔了四十三年我反復思索，才比較清楚地認識我所接觸的生活的意義。聞一多先生曾勸誡人，當你們寫作欲望沖動很強的時候，最好不要寫，讓它冷卻一下。所謂冷卻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現在我看了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覺得寫得太匆忙，他還可以想得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