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那么汪曾祺真的是泡茶館來漲學問的?

　　泡茶館，漲學問

　　江南人馮時可入云南時，看滇西清泉，感嘆此地蒼山洱海絕境，但寺無好茶，辜負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則在云南發現了獨特的飲茶風范。

　　多年后，他們的同鄉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個樂園。他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的學問與才情是在昆明茶館里泡出來的。

　　泡茶館對聯大學生有些什么影響?答曰：第一，可以養其浩然之氣。聯大的學生自然也是賢愚不等，但多數是比較正派的。那是一個污濁而混亂的時代，學生生活又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并能保持綠意蔥籠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的窮困，并不頹喪灰心，這跟泡茶館是有些關系的。第二，茶館出人才。聯大學生上茶館，并不只是窮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讀書的。聯大圖書館座位不多，宿舍里沒有桌凳，看書多半在茶館里。聯大同學上茶館很少不挾著一本乃至幾本書的。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都是在茶館寫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講師的《哲學概論》期終考試，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館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聯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聯大校史，搞“人才學”，不能不了解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第三，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我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關系。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么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

　　汪曾祺是1939年進入西南聯大讀書的，然而他逃課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多。學生逃課，有損老師尊嚴，系主任朱自清比較上火，經常點卯，事后經常嚴厲批評逃課學生。文學教授聞一多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期末考試，照樣給高分。因為汪確實有才。有一次，他給人代寫文章交差，聞一多不知情，大聲評價說，這文章比汪曾祺寫的都好。

　　逃課的原因，一是為了讀書，一是為了喝茶。這種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館”，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稱為“泡茶館”，“持續長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對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為他們往往在茶館待的時間更長，更久。

　　“從西南聯大新校舍出來，有兩條街，鳳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長。這兩條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館。”汪曾祺住在民強巷，離他很近的一家茶館叫“廣發茶社”，是廣東人開的，他經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記得字號。

　　另一家茶館則是蔡元培、魯迅、周作人的紹興老鄉開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澀時，常打發學生中的紹興小老鄉去找店老板借錢，到手之后，直奔南屏電影院。進入昆明茶館的，除了聯大學生，還有相士、“馬鍋頭”，做小買賣的商販，還有“唱圍鼓”的。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打茶圍”不同，汪曾祺觀察到昆明茶館里的“唱圍鼓”和舒新城觀察成都茶館里的“打圍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壓力，茶館要借此招徠生意，表演者要從中抽取錢利，維護生存。

　　在西南聯大，只有沈從文的課，汪曾祺不逃課，而沈氏對他也青眼有加，親自指導小說寫作，幫忙聯系發表文章，求人提供飯碗，師生間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話。茶館里喝茶讀書之外，順手寫個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話下。

　　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巴金的《憩園》都是在茶泡中誕生的，汪曾祺說：“我這時才開始學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里寫的。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里，時時帶有水浮蓮的氣味。”他說的這家茶館在文林街，大學二年級時，曾經常跟兩個外文系的同學泡在這家茶館，“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語。”

　　抗戰時期，學生在茶館似乎是一個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剛在重慶沙坪壩讀書時，也坐茶館，四年大學，“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茶館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剛觀察下茶館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館都是十分別致的。大的茶館通常臺前爐上總放有大銅水壺十來只;門后籬邊，則置有溺桶一排七八個。在水壺與溺桶之間川流不息的便是這些蓬頭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歲上下的“大學者”、“真名士”。那種滿肚子不合時宜的樣子，一個個真都是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夠羅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蘇、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諸公茶余溺后，伸縮乎竹椅之上，打橋牌則“金剛鉆”、“克魯伯”，紙聲颼颼;下象棋則過河卒子拼命向前……無牌無棋，則張家山前，李家山后;飲食男女，政治時事……糞土當年萬戶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館，心存邦國，眼觀世界，牛皮無邊。

　　這群泡茶館的人看起來一副閑得蛋疼、虛度光陰的樣子。但唐德剛后來總結說：“筆者在海外教書，算來也二十多年。所參加的各種民族，各式各樣的學術討論會，也為數不少。但是那些‘會’就很少比我們當年沙坪壩上的茶館seminar更有才氣，更富智慧。”

　　他認為當年那些才氣縱橫的沙坪壩舊侶，本質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剛在這段泡茶館的生活，就自己總結出一套治學方法，他頗為自得的說：“筆者之所以不憚煩，把自己這篇上不得臺盤的茶館作文也重敘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覺得，那時我們沙坪壩茶館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談的‘學問’，似乎已經突破了胡適之先生所倡導的‘治學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剛當年選修“文字學”，從一個“縣”字出發，最后寫出一篇《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很受顧頡剛的看重，顧氏也曾對他勉勵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剛是有本錢說這話，他晚年專攻口述史，成為一代大家，史學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適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