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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維“詩中有畫”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作為題材的巔峰開始于唐朝，這是根據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所產生的。這和王維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擬從外部因素即時代宗教和文學發展的影響和內部因素即王維對各門藝術的通習兩方面去分析。
一、外部因素―時代宗教和文學發展的影響
唐代社會的發展與文學發展有著一定的關系。突厥被唐朝打敗歸順后，唐朝陸續打敗各個小國成為一代盟主。到天寶年間，唐朝勢力達到頂峰。國力強盛和政治穩定為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王維所處的時代，恰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他寫作期間社會環境還是相對穩定的。
正是因為處于唐朝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開放的大好時期，才有力的促進了繪畫、書法、音樂、舞蹈等各方面空前繁榮的局面。正如蘇軾在《書吳道子畫后》所描述的這一時期藝術發展的盛況：“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這樣的文化藝術盛世，精神追求、藝術風格在逐步顯現。 唐代是一個對思想能兼收并蓄、打破陳規的時代，唐人以其廣闊的胸懷氣度和對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態，促進了文化思想上儒、釋、道思想長足的發展 。
唐代詩人們讀書山林的學習風氣也為山水田園詩的發展，以及王維“詩中有畫”藝術特色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而突破仕隱二難的理想境界最早在孔子時期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即“詠而歸”的藝術境界，說“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這是一種“ 圓滿自足”的境界。然而，按一般情況而論，在朝為官之人的退隱歸耕，要不是對當朝政治徹底絕望一般不會采取這種策。因此，“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 3人們一直認為“仕”即積極入世，而 “隱”則為消極避世，二者之間，是“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沖突。正因為如此，突破仕與隱的二難困境，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義。王維不僅突破了仕隱之間的關系，而且調和了它們的關系，同時把這一“二難選擇”變成了一種詩的境界，使其具有了實踐性意義的智慧。在山林里可以獨善其身，在官場中未必不能實現。隱要隱得自由，仕要仕得自然。錢穆認為：“中國人一方面極重自然，一方面又極重實用，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把 ‘實用’與‘自然’調和起來。”究其本質，都是為了解決現世生活中及其實際的利益關系問題，并不是說要人們拋棄現實利益而做官。王維的人生形式，緩和了仕隱兩極對抗的形態，不堅持入世，也不堅持出世，在官場不僅可以安于現狀，也可以修身養性，從而實現了人生命的超越和人性的升華。
王維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但不管是在仕還是隱居都為王維提供了一個修身養性的心靈家園。王維沒有這種隱逸的生活體驗，那么他就不能在山水田園詩的創作上有所突破，更不用說在詩作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也難以形成“詩中有畫”的藝術風格。
唐朝對思想上的包容，使得儒、釋、道三種思想得到長足發展。這三種思想相互融合，構成了唐代思想的基本特點。在傳統文人群中，王維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他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貢獻在于詩歌而又不局限于詩歌范圍，他對人文化遺產兼收并蓄，他引繪畫畫技和音樂入詩的創新思想，他變宗教精神為審美精神的藝術敏感，他在親和山水中表現出來的風流情懷，他寄情山水的審美人生方式，都給了我們十分有意義的啟發。
談到宗教對王維的影響，人們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禪。在唐代禪宗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的生活里。禪宗即是印度佛教同道教和儒家思想融合的產物。禪宗追求一種心空的境界。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績、沈侄期、宋之問、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作品中，都滲入了一些禪宗思想。有的在詩中透露出禪理，有的則表現出禪趣和禪機。在這些詩人中，禪宗思想對王維的影響是最為持久的。王維除了有一些直接談禪的詩外，還寫出了很多有禪意的山水田園詩，而且這些作品因為受到了參禪的影響，也被賦予空靈流動的詩歌意境和“詩中有畫”的特色。
王維很嫻熟地運用了參禪悟道的思維辨證方法，很好地處理了審美與禪的辯證關系，實現了對山水自然的深觀遠照，在具體的實踐中，達到“去塵累”、“悟靈境”的類似于“禪定”的審美領悟，而產生了一種虛實相生的獨特的幻覺。在王維詩中就有不少類似于這種追求“直觀領悟”的描寫，詩人潛心體會自然界花開云起的自然旋律，進入了一種詩禪一體的境界。王維的詩更在于強調悟禪的一致性。
正是由于王維對中國深邃的傳統哲學和文化兼收并蓄，才使他在思想上更廣泛地汲取各家的美學觀念，更深刻地認識生命的審美意義，從而在作品中生動地展示了生命力的頑強和盎然。王維雖然號稱“詩佛”，但其山水詩卻與一般“僧詩”的唯心空洞全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他更傾向于追求的心的自由，個性的張揚。
二、內部因素-各門藝術的通習
王維“ 詩中有畫”藝術特色的建立與其是杰出的畫家、音樂家的身份有著密切的關系。王維在音樂、繪畫方面的天賦與經歷利于王維在山水田園詩方面的探索，王維在詩歌創作中借鑒了繪畫的方法和原理使他的詩達到了詩情畫意的高度統一。
王維出身書香門第，在童年時代就收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音樂的啟蒙。他天資聰明而又勤奮好學，《新唐書》中記載，說他九歲就會寫詞;《舊唐書》中也指出，王維博學多才。所有這些有利的條件都使王維成為了盛唐燦爛文化的完美體現者。
王維突出的音樂才華在他青少年時代就展現出來。他早年就曾擔任太樂丞。這是指太常寺下太樂署的官員。太樂署的主要職責是負責掌管祭祀等有關樂舞，正職為太樂令，副職為太樂丞。能被任命為這個官職，就能夠證明王維對音樂是十分精通的。
我國古代繪畫，特別講究虛實、遠近、大小的處理，王維就特別注意在詩中運用這些技巧。王維的詩就像一幅幅優美的山水畫，既有對景物深層次的生動描摹，又有千變萬化的“詭狀殊形”，還適當留有空白，給欣賞者留有廣闊的想象的余地。
王維作為一名藝術天才，同時兼備詩、畫、音樂多種藝術才能，且造詣深厚。因而他能夠以畫家敏銳的視覺能力觀察事物，用體察入微的洞察力捕捉特定時刻的某種美，并注意到不同時刻的光線變化，從而描述出“色”、“光”、“態”的有機融合;他能以音樂家的耳朵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各種聲音，不管是小蟲的爬行聲，還是鳥兒的鳴叫聲。畫家與音樂家的才能無疑使得王維相對于其他詩人說好像多了一雙眼睛與耳朵，這就使得他將更加廣泛的對象納入到審美當中，詩歌內容也增加了藝術層次。他對各種各樣的聲音與景物描寫細致生動，其山水田園詩作充滿了召喚力與啟發性，這就更好地激發了讀者的想象力，從而使他的詩達到了較高的藝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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