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是盛唐著名詩人，關于王維晚年作品情感大家知道嗎?下面一起來看看!

　　王維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大家，在當時詩壇就享有很高的聲譽。然而，其后期的詩歌創作卻呈現出前期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聞一多先生說過：“一個作家的遭遇跟他的詩文的風格大有關系。”筆者認為這句用來形容王維非常確切，王維恰恰經歷了李唐王朝的盛衰，并且在“安史之亂”中有一段陷賊的經歷。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詩人晚年一直活在深深的痛苦中，詩文創作也頗受影響。

　　一、王維的“安史之亂”經歷

　　關于王維的此段經歷，《舊唐書》、《新唐書》都有相關記載，大意都是王維扈從不及，被叛兵俘獲，迫受偽職。這些記載明確地告訴了我們王維在“安史之亂”時的遭遇，王維的這一段經歷，后來就演變成了學者詬病他的最主要的基點。朱熹《楚辭后語》(第二卷)中云：“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中云：“古來以文章欺人者，謝靈運第一，王維為次。”其實我們從這些記載來看，王維并不是心甘情愿背叛唐王朝而依附安祿山政權的，只是扈從不及，迫受偽官，并且一直被拘。

　　對于在“安史之亂”中接受偽官的唐朝官員而言，賊平之后的懲罰也是絕對逃脫不掉的。《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二十)中詳細記載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依此判斷，王維假如是真心做了偽官，最輕的懲罰也應該是重杖一百，但是歷史的記載卻是被赦，并且懲罰僅是官由給事中降為太子中允。筆者認為王維被赦的明確原因有兩個：一是王維陷賊期間聽聞安祿山在凝碧池大宴，期間又發生了樂工雷海清因不配合而被肢解一事，維有感而發，作《凝碧池》一詩。維以此詩聞在行在，肅宗乃免其罪。二是王維的弟弟王縉在平叛中曾立功，愿削去官職以救其兄長，所以肅宗特宥之。筆者認為除了這兩點原因之外，可能還存在著這樣的可能，那便是肅宗本人以及后來的代宗皇帝本來對王維本人也沒有壞印象，而且維早年就以詩名盛，再加上王維個人對安祿山政權的消極抵制，所以就得到了赦免，官職后來還慢慢升遷。就此觀之，詩人是沒有必要為“陷賊”一事有負擔的，因為當權者沒有計較他的錯誤。但是作為詩人自己，他卻始終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這段可以稱之為恥辱的“失節”經歷的陰影。

　　二、王維后期作品思情感分析

　　王志清先生曾經戲言：“中國作家里具有懺悔精神的，就‘兩個半人’，王維、魯迅加半個寫作了《隨想錄》的巴金。”當然，王先生只是戲言，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三位作家的人生經歷以及作品創作，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評價是多么貼切。王維的懺悔精神最早的便來源于自己對自己的清醒認知與清算中，即詩人在“安史之亂”中的陷賊經歷。而也正是因為這些，詩人晚年的詩文風格大變。

　　根據陳鐵民先生的《王維集校注》所收作品看，在這五年中，詩人創作了48篇詩文。詩歌26首，多是酬唱、贈答以及送別詩。這些詩都或多或少的表達著詩人哀傷、懺悔的情感。在《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圣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一詩中，詩人言到：“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圣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詩人借“殷王解網羅”的典故說明自己既已赦罪，旋復拜官，感謝圣恩。進而寫到花鳥似乎也通了人性，皆知笑，亦解歌，可見作者驚喜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我們從詩中的“忽”、“始”二字不難看出作者對被赦的一種誠惶誠恐，覺得自己始料不及地受寵。雖然詩人沒有在詩中提到自己陷賊而未能保持名節的事，但是他內心的自責卻是可以讓讀者一覽無余。

　　詩人一生作的送別詩很多，這類詩作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送別官吏，一為送別友人的。前者大都是官場應酬之作，詩人王維始終是冷淡的，禮儀性的作別。后者的主情調大都是激揚的，有時多表現出自己的不遇感。即使是友人落第、出塞或者棄官，詩人都沒有很悲傷的情感。然而在《別弟縉后登青龍寺望藍田山》一詩中，詩人寫到：“陌上新離別，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云外。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游子，何處飛征蓋。”在這首詩中，我們看不到王維對弟弟宦游所寄予的遠大希望，詩歌一開始的外景基調便是陌上別離，天空晦暗。作者登高而望，看不見其弟的身影，只看見遠處的山和樹，真是眾里尋弟卻不現，詩人心中的惆悵和悲涼愈加深重。最后兩句“心悲宦游子，何處飛征蓋”更是表現出詩人對其弟前程的憂慮，沒有了“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豪放，有的只是默默的擔憂和長長的牽掛。

　　在《謝除太子中允表》一文中，詩人這樣寫到：“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在《謝集賢學士表》中作者又說：“臣抽毫作賦，非古詩之流;挾策讀書，無專經之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說：“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圣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在這三篇文章中，王維不僅不斷提到自己的陷賊經歷以及皇恩浩蕩對自己特赦，認為自己無才無能，擔當朝廷的官員是有辱于圣聽，而且流露出的自責之感強烈深重，其懺悔的精神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對于朝廷對他的過錯的不計較，不僅不計較他，反而官職累遷這件事，他感受到深刻的不安，內心的負罪感也愈發深沉。他的負罪意識越負越重，而且越是懺悔越感到不能自我救贖，結果最后深陷自責與懺悔的泥淖中無法自拔。

　　在其即將離世之前還寫作了《責躬薦弟表》，此文一開始王維就再次陳述了自己的陷賊經歷，本來此經歷應該是王維一生最大的污點和痛處，自己應該避之不談，但是我們的詩人王維卻是一次次把自己的舊傷疤揭開，露出血淋淋的皮肉給當局者，給我們讀者，包括他自己看，這是怎樣的一種勇氣!在表述完這段經歷后，詩人又“樂此不疲”地將自己的短處與弟弟王縉的長處一一對比到，進而說明自己在忠、政、義、才、德五個方面都不如其弟，自己還供職在京城是多么的值得羞愧。雖然我們知道這篇文章是作者舉薦自己弟弟回京供職的，但是這樣揭露自己短處進而抬高所薦之人的舉薦文章還是罕見的。入谷仙介引小林博士對此表的評價說：“如斯痛切真切嫌惡自己之記錄，洵世界文學，其類不多。”王維之所以要這樣做，還是因其內心懺悔作祟!

　　三、結語

　　王維后期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詩人哀傷、懺悔的標簽，王維的哀傷和懺悔都起源于他對自己的陷賊經歷的不斷清算中，他時刻感受到深刻的不安，也許他一直想著，或許哪一天統治者會舊事重提，從而讓自己接受沉重的處罰。也就是這段被后人也被他自己視為屈辱的經歷，不斷地讓詩人深陷自責，悔恨，以致很快離世。釋清潭對此評論：“深痛探此間之事(洛陽幽禁)，無疑促其早亡。……如無此事，則能后保十余年生。然四年即死，其原因可察。”正如王志清先生所說：“王維是在靈魂深重的憂嘆中走完了他的一生的，其人性高度自覺和人格獨立向善的自我救贖，雖然沒有最終將他從負罪的最大的痛苦中超脫出來，然而，卻完成了對于生命的有限的艱難超越。”

　　也許正是因為王維的這種自覺的懺悔精神，王維才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杜甫詩中所寫的“高人王右丞”，成就了全面、完整為人所品評不已的王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