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后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于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于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并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后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