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筆者在《學術之旅》系列的首篇《創新的困惑》一文的結尾中曾說：“統一教材、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統一口徑，從來就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的”。該文在發表后，許多讀者都就統一的問題來加以評論，認為這是當前應試教育的癥結所在，筆者茲就這一問題嘗試淺談之。

　　歷史上可能有過幾次大的思想統一，同時也是學術思想的統一，學術思想是一個時代思想的本質體現。

　　第一次統一，應該是秦始皇時代，將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統一為法家思想，焚書坑儒，不僅僅造成了秦王朝的短祚，“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秦之亡也，非國土不廣，殽函不固，之所以發生“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賈誼《過秦論》)的轉化，正在于秦王朝的“燔百家之言”，沒有了獨立的學術平臺，譬如人失卻耳目之交流，失卻血液之流通，成為一具僵尸而已。但這還僅僅是一個王朝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文學史的一次文化斷裂。

　　第二次統一，應該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的兩漢時代，這是另一種形態的統一，自漢武中興之后，士人“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紛爭王庭，樹棚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范曄撰《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皓首窮經，雕鉆學術，其實是對學術的另一種殘害，這種殘害，比之秦始皇時代的外形焚燒，更為殘酷，它所扼殺的，是學術的內在生命，是學術的創新生命。因此，兩漢時代之文學，以歌功頌德的大賦為其一代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