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鄞縣施政乃熙寧變法之前奏或序曲，熙寧變法無非是鄞縣施政的擴展、升級。學界大多作如是觀。本文擬稍加比較，以期表明兩者同中有異，異大于同，進而探究其因由。人們常說：成者為王敗者寇，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其實更應當相信：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歷史終歸會由人民說了算。

　　為何王安石既是“萬世罪人”，又備受頌揚?

　　慶歷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明州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qū))知縣，時年27歲。年紀不大，但干得不錯。王安石離任后，民眾“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跡而懷思之。”去世后，百姓還為其立祠，以祭祀之。據(jù)記載，鄞縣“經(jīng)綸閣及廣利寺、崇法寺皆有(其)祠堂。”這些祠堂的興建出于民眾自愿，“凡材甓、磚坯、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一出于民之愿輸，而官無所預焉。”至今在寧波市鄞州區(qū)依然存留民眾紀念他的祠廟(如忠應廟之類)、懷念他的地名(如王公塘等等)，他的不朽名篇《鄞縣經(jīng)游記》由鄞縣籍名家書寫，刻在石碑上。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滿離開鄞縣。20年后，在熙寧年間，他兩度官至宰相(1070-1074;1075-1076)。仰仗宋神宗的信賴和支持，王安石將其在鄞縣的改革擴展到全國。宋人說：王安石“熙寧初為執(zhí)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者推廣之。”

　　然而對于這位“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頂級高官及其所推行的熙寧變法，當時人則毀譽不一。既有“民便之，無不喜者”一說，又有“言新法不便者”。豈止“不便”而已，甚至有人咒罵“(王)安石亂天下”。連其弟弟王安國也“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青苗、免役兩妨農(nóng)，天下嗷嗷怨相公”，這類不滿激忿之詞據(jù)說來自社會底層。

　　時至當代，熙寧變法仍然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大懸案。稱贊王安石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一說或許是主流，但反對的聲音也不小。蒙文通便直呼熙豐新法為“聚斂之法”，認為：“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貧民，維護地主官僚利益，是最反動的。”更有甚者，將王安石變法貶斥為一次“增稅浪潮”、一塊“加深(民眾)苦難的里程碑”。

　　還有兩點，應當指出。第一，熙寧變法的否定者對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往往贊賞有加。最早見于記載、公開肯定鄞縣施政的恰恰是反對熙寧變法甚力的北宋人邵伯溫，他認為：“荊公之法行于一邑(指鄞縣)則可。”南宋鄞縣人樓鑰一面否定熙寧變法：“天下病之”;一面頌揚鄞縣施政：“公之于鄞厚矣”，“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他稱贊為王安石修建祠堂“一舉而三善具”，既“表先正仁民之效”，又“慰父老甘棠之思”，還可“示后日循吏之勸”。對王安石鄞縣施政的肯定與稱頌可謂眾口一詞，極少異議。

　　第二，王安石倒霉背時之日，正是其鄞縣祠堂香火正旺之時。如“經(jīng)綸閣，在鄞縣縣齋，王安石嘗為令，邑人思之，即其燕休之地作此閣。”據(jù)《寶慶四明志》卷12記載，其始建時間恰恰是在推倒熙寧變法的元祐年間。南宋時期，經(jīng)綸閣因戰(zhàn)火或天災等因素而屢廢屢興，分別重建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乾道四年(1168)、淳熙四年(1177)、紹熙五年(1194)、嘉定十七年(1224)、寶慶二年(1226)。如所周知，經(jīng)宋高宗定調(diào)，王安石被指斥為導致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宋理宗更將王安石定性為“萬世罪人”。整個南宋時期，舉國一片聲討王安石禍國殃民之聲,而在鄞縣則頌揚之聲不絕于耳。兩者形成極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