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產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事實上理學家們一代代堅持不懈地貶斥王安石新學，其效果是明顯的，他們的觀點日益為宋最高統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說：“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29]這段話幾與楊時給宋欽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轍。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詔，以周濂溪、二程、張載、朱熹五人從祀孔廟的同時，撤銷了王安石的從祀地位，并指責“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最為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說關系不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30]由此可以斷言，理學家們打倒新學是理學興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學被元明清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31]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固然，這種一致與南宋以后評議王安石變法的史實，主要依據的是肯定反變法派元祐之政的《神宗實錄》、《四朝國史》、《宋史》分不開，但更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南宋以后評議者與當年的反變法派所持的理論根據都是傳統儒家的經濟教條“子罕言利”或“義主利從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