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dǎo)語：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xué)家，那么王安石與蘇軾有何恩怨?我們一起來看看。

　　北宋時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蘇東坡與王安石，因為在朝輔政意識形態(tài)及文學(xué)風(fēng)格的迥然不同，導(dǎo)致個人是非恩怨不斷，所謂文人相輕，蘇王猶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緣于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jìn)而認(rèn)識自身、明心見性。二人的生平經(jīng)歷、思維起伏展現(xiàn)了封建社會典型的古代士子階層的悲壯風(fēng)情。

　　憶昔蘇東坡剛參加制舉時，鋒芒畢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卻認(rèn)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左，因而斥責(zé)蘇東坡之文為“全類戰(zhàn)國文章”，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鋒，也即新舊黨爭的延伸。

　　而蘇東坡任監(jiān)官誥院時，主管官吏憑證文書的頒發(fā)，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行為非常不滿，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隱約譏刺，后來更是竭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強敵，必欲與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蘇東坡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dāng)輕改，神宗非常欣賞其主張，當(dāng)天接見后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而王安石則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擔(dān)當(dāng)此任。 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diào)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jiān)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亡之事為問，王安石更是大為不悅。

　　二人時常見面，相互挖苦、貶低成風(fēng)。比如有一次，兩人來到一片碑林，見一處石碑有點傾斜，王安石便說：“此碑東坡想歪!”蘇東坡當(dāng)即反唇相譏道：“當(dāng)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讓，由此可見全盤。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慮到以前蘇東坡曾寫過《進(jìn)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請他協(xié)助自己主張政見，王懷抱一線希望親自拜訪蘇東坡。當(dāng)時，蘇在書房與幾名青年學(xué)者討論王的《字說》一書，王安石高興地說：“這是老夫為補救許許慎《說文解字》的不足而寫，如‘坡’、‘篤’兩字，明明是會意，許公竟解作形聲。吾以為認(rèn)為‘坡’者，土之皮也;‘篤’者，以竹鞭馬也……”。

　　蘇東坡反問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誰聽過水有精骨呢?還有‘笑’字，豈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嗎?”王安石聽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強解釋道：“‘鯢’字從魚從兒，合為魚子。四馬為駟，天蟲為蠶。古人制字，并非沒有意義的。”

　　蘇東坡則說：“鳩字九鳥，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為真，欣然請教。蘇東坡得意道：“《詩經(jīng)》上說：‘鳴鳩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問：“分明七只鳥，怎能說是‘九鳥’呢?”蘇東坡不緊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鳥加上它們的父母，不就是‘九鳥’嗎?”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尷尬，因蘇輕薄自己而拂袖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