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散文名垂千古，很多都滲透著他的政治見解和法律意識，體現了法學與文學的高度融合。

　　譯文:

　　有個少年得到一只用來斗的鵪鶉，他的同伴想要，他不給。那同伴自恃和他親密，就一把拿跑了。少年去追，把他殺了。開封府判定該少年應被處死。王安石反駁說：“按照律(刑統?)的規定，不論是公然搶奪還是暗中偷竊都算是盜竊罪。此案中少年不給，他的同伴就拿走了，這就算盜竊。少年去追并把他殺掉，應該是追捕盜賊，即使殺死，也不應定罪。”因此便彈劾開封府有關部門判罪過重。開封府的官員不服，此案上報到審刑院和大理院，這兩處都認為開封府的判定是正確的。(王安石因其彈劾不當而應被判罪)，但皇帝下詔赦免了他的罪名，按照慣例，這種情況應該到閣門去答謝。王安石說：“我無罪。”不肯前去，御史因此彈劾他，皇帝卻沒有理會。

　　王安石的法律思想表達

　　一、對象：王安石其人其作

　　王安石，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其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李之亮教授在《王荊公文集箋注》的前言中用“雄氣與霸氣、俊朗氣與儒學氣”四個氣來歸納了王安石散文的本質特點，精辟而全面。

　　何為法律意識?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法律意識的內容包括法律認知，對法律的感性價值體驗和理性的思維。法律意識分為社會法律意識和個體法律意識，文章主要對個體法律意識(即王安石的法律意識)，同時聯系社會法律意識(即宋代法律意識)，來研究法律意識在王安石散文方面的影響。

　　王安石的散文主要包括賦銘、梳書、奏狀、札子、內制、外制、表、論議、書、啟、記、序、祭文、哀辭、神道碑、行狀、墓表、墓志、表狀、制誥、書信和雜著。其中，王安石的法律意識主要體現在書、表、記、序、賦銘、論議等體式的論說文中。這些文章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在王安石的諸多散文中，《上仁皇帝言事書》、《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以及《讀孟嘗君傳》、《傷仲永》等，或主張變革，或以敘述形式表達其對法社會現象的看法，都體現了王安石的法學思想，成為散文之經典。

　　二、剖析：王安石散文的法律承載

　　(一)以禮為導，以法為治

　　王安石關于禮和法的看法，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散有體現，而《禮論》、《禮樂論》、《非禮之禮》、《洪范傳》等，對禮和法則是更為直接的論述，下面從三個方面，分析王安石散文中禮法意識的體現。

　　1.儒家思想的滲入，用禮引導、教化人們

　　王安石散文中儒學氣息濃厚，在《王荊公文集箋注》中，李之亮教授認為，王安石“大量的作品中所透出的，則是玩儒經于股掌之作……王安石創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滿儒學氣的作品，而清新剛健之作，不過是其支脈而已，不少人只是把他的支脈夸大了而已”。從法學的角度看，儒家對人的軟性約束和法家對人的硬性約束，都是必要的，只是必須衡量，孰輕孰重，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衡量的結果都會有所差異。號為“通儒”的王安石，在對待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是穩重而大度的大家風范。他認為“夫民之于此(化)，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爾，次亦不思之過也。”可見，王安石認為禮和法同是作為規范社會的禮和法，在功能上是互補的，因而以禮為導，以法為治是非常必要的。

　　在《禮樂論》中，王安石對禮和法也有比較明確的論述：“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到底是用禮來規范人們還是用法來約束人們呢?王安石認為曾子之言“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是不全面的，因為“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在王安石看來，禮是用來引導的，“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這就是禮的意義所在。但是禮“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要取得它預期的效果，必須借助一定的載體，去使其中的精神和觀念融進人們的思想中，因此也不能忽視法律和政治的傳播和推進作用，可以說，對于教化人們，王安石是希望用“道”來完成的，但是“道”要傳播、要被接受，還是得靠“法度刑政”，這也是“以禮為導，以法為治”的一個體現。

　　2.人治與法制相結合，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在《取材》中，王安石提出：“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后施之于政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也。”

　　在此，王安石明確提出，儒生要有治國安民的思想，要“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這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好好治理國家，為天下蒼生造福。如果管理者本身的素質能夠達到一定水平，那么，國家的強盛則指日可待了。

　　王安石對人君的要求更為嚴格，他主張“施仁政”，因此君主的思想道德修養是人治是否能夠取得理想效果的關鍵。在《洪范傳》中對此有所論述：“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王安石認為人君要治理國家，首先要自己“修其心、治其身”，才能“為政于天下”，儒家思想的滲入使得王安石相信“為政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