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tǒng)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后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沖動，而不是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需要。對這次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范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tǒng)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fā)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變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于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