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后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沖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對這次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范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變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于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