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政治斗爭已經散去，孰對孰錯，孰善孰惡，留于后人評判。古語說：“榖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嘆息，其云益乎？”是說事情的敗壞已經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再努力，再惋惜，亦是無補于事的。北宋的積弊確實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不過歷史又不能假設，我們也不敢設想王安石或彼時某個人的變法成功會如何，但是單就王安石變法過程來看，這種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我們再看這場驚心動魄的變法運動，其經驗和教訓對于當今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改革，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變法，實為變人，變人心。法由人定，變法易，變人難，變人心更難。歷代變法更制者，成功如商鞅、吳起，也終難逃身死名滅的命運，而在反對派如此眾多而勢力雄厚的北宋時期，王安石的失敗卻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變法更制、革故鼎新的第一要義其實是人，“人和”是功業成敗的第一要務。在法制草創時期，人的作用是要遠遠大于法，而在法制建立并穩定下來之后，人的作用便弱化，堅強而公正的法制能夠承擔大量的社會治理成本，無論賢愚，若依法制，定能將社會治理好，這便是法制的基本功效，也是變法的基本路徑。但是王安石的變法首先忽略的就是這一點，其固執的性格和短淺的見識導致其將對變法持異議的大臣全部打成反對派，為自己增加了無數的敵人，而事實上這些敵人中的大多數恰恰本可以成為變法派最親密的戰友。而諸如呂惠卿、曾布之流卻借變法之機謀求個人政治上的擢升，最終也令變法派內部矛盾重重，以致相互攻訐，終至分崩離析，變法失敗。毛選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齤命的首要問題。”我們也可以借用來說，這是變法改革的首要問題。這是其一。第二個涉及到人的因素就是主持變法者并不是北宋的最高統治者，神宗僅僅是變法的支持者，在家天下的朝代，變法的風險卻要神宗來承擔。這就難怪神宗總是在變法的關鍵時刻猶猶豫豫，不能堅定，終至反對變法派得以貶黜而不失實權，對于變法形成依舊強勁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反對力量。因此如果變法改革者不是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或者最高權力的執掌者對于變法改革沒有迫切的希望，對于變法的風險沒有明確的認識的話，變法事業的主持者與支持者之間就有隙可乘，變法集團內部的分裂會導致變法的最終失敗。王安石變法就是這樣一個明顯的例子，張居正的改革也是。

　　反對派批評王安石的變法過于激烈，他們認為北宋“積弊不可遁除”，這首先是一個變法的方式問題，是變法的速度快慢問題，是暴風驟雨式的改革，還是漸進式的改革？毫無疑問，王安石選擇了前者。各項法度在僅僅幾年之內便頒布施行，雖采用先試點然后推廣的方式，但是推廣后發現的大量問題在試點時并未發現并得到更正。新法在實施過程出所產生的大量問題被反對派借以作為阻礙變法、攻擊王安石的證據，這一方面使新法在實施過程中不斷更正和完善的政治環境喪失，導致新法日益僵化，問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也使變法派集中于對反對派的斗爭，彼是我即非，彼非我即是，意氣用事，忽略了對新法本身問題的發現和及時更正，降低了新法的生命力。

　　另一問題也屬變法的方式問題，即變法純屬從上而下的主動變革，既缺少自下而上的動力，也缺少上下的互動。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無為而又無往而不勝，他說的是一個身先和身后的問題。在變法的問題上，很多新法確實是來源于基層的經驗，但是主張強力推廣的卻是中央的變法派，這樣就把新法的責任主體全部集中到中央的變法派上來，目標明確，一旦有任何問題，所有的斗爭矛頭便全部對準中央變法派，所謂“有的放矢”，不敗是不可能的。設想一下，如果王安石能夠多思變通，做好政策與思想的引導，輿論的宣傳，氛圍的制造，做變法的強力支持者，充分發揮地方變革和創新的積極性，讓他們充當變法的排頭兵，而中央變法派僅僅是居于幕后、運籌帷幄之中，做好天時、地利、人和的協調工作，做好變法人才的選拔工作和培育工作，并且做好長久變法的打算。或許變法大業不會在十幾年間艱難建立而又一朝遭變而轟然倒塌，古語說，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

　　溫總理在答記者問的時候引用過這三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未必全是王安石的話，但是展現了王安石這類變法者的精神，積極進取而又充滿自信。我們說莫以成敗論英雄，王安石的功業在當下的時代或許僅僅是在爭議中存在著，但是在中國通過不間斷的改革過程中，在廣大人民對公正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無數利益既得者對改革推進百般阻撓的博弈中，明智的政治家會重新選擇王安石的變革精神，保證中國這架龐然大車向著歷史和未來的最深最遠處隆隆而又穩穩地駛去。

　　斯人已去，其神長存！